《亞洲週刊》「跨年思想派對」吸引逾二百人參加，從兩岸關係、香港與歐洲，從低空經濟到AI發展，講者與聽?擦出智慧的火花。

在美國突襲委內瑞拉、伊朗動盪不安之際，《亞洲週刊》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三日下午，在香港柴灣明報教育中心舉辦「亞洲週刊跨年思想派對——二零二六大預測」，吸引了逾二百人參與，盛況空前，反響熱烈。此次活動延續了自二零二一年發起的傳統，旨在通過開放多元的討論平台，凝聚全球華人的思想能量，共同預判未來一年的歷史進程與社會趨勢。 思想派對由《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主持。他在致辭中提到，之所以命名為「思想派對」，是希望在歲末年初的歡慶氛圍中，不僅有感官的愉悅，更能讓智慧與創意「嗨起來」，邀請各界朋友一起總結過去、前瞻未來。活動吸引了來自北京、深圳、廣州及台灣等五湖四海的讀者，涵蓋了從二十五歲以下青年到八十歲以上長者的不同世代，現場座無虛席、人數爆滿，充分彰顯了《亞洲週刊》跨越地域與年齡的強大凝聚力。 分享見解的嘉賓陣容極其鼎盛，涵蓋兩岸政治、宏觀金融、前沿科技及社會治理等多個核心領域。海峽友誼集團執行董事劉富誠在開幕環節介紹集團兩岸服務成果，其他主講嘉賓包括台灣前陸委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蘇起，他以視頻方式深度剖析「九二共識」的最新穿透力；奧愷基金創始人、JP摩根前副總裁曾曉松，從機構投資者視角精準剖析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機遇；海梁科技董事長、交通工程專家胡劍平，生動描繪了「低空經濟」即將在大灣區爆發的宏偉藍圖；資深評論家、舞台導演胡恩威，從大埔火災切入，深度反思香港政府的管治文化與未來治理；《亞洲週刊》歐洲特派員黃宇翔則為聽眾帶來了關於「歐洲世紀黃昏」的地緣政治觀察。 世界華文集團主席張聰、海峽友誼集團董事長劉賢賢、執行董事劉蓮、深圳樂領集團董事長羅雷、前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香港立法會議員參選人馮英倫等各界人士也悉數蒞臨。在長達四個小時的活動中，講者與觀眾通過高密度的「猛料」分享與開放式的頭腦風暴，不僅擦出了智慧的火花，更在交流與融合中共同勾勒出二零二六年的時代輪廓。 在開幕環節，海峽友誼集團執行董事劉富誠介紹了集團在台海兩岸的服務成果，並提出二零二六年促進交流融合的重點方向與訴求。他表示，集團長期為台灣民眾提供辦證、交通票務、住宿接待、旅遊諮詢及團體行程等「一條龍」服務，累計服務近三百五十萬人次。 但兩岸交流仍面臨亟待解決的困擾，為此他在會上誠摯地發出三點呼籲：首先，期盼「首來族」（首次到訪中國大陸者）免費辦證的政策能得到更廣泛宣傳，讓更多台灣同胞知曉這一惠民措施。 籲恢復海峽號 其次，期盼交通部門及航空公司在旺季旅遊熱點航線上加大機型，解決前往大陸旅遊機票供給不足、票價昂貴等問題，以滿足同胞探親旅遊交流的迫切需求。最後，劉富誠表示：「我們和台灣旅遊業界一直呼籲並推動平潭至台北、台中的『海峽號』客運航線盡快全面恢復。」他指出，目前等待乘坐的人數眾多，「海峽號」作為兩岸便捷通道，其客運復航將為同胞往來帶來極大便利。劉富誠相信，只要兩岸民間力量持續攜手，兩岸和平統一的願景終將水到渠成。 台灣前陸委會主委、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博士，則在題為《九二共識的最新穿透力》的視頻演講中，給出了冷靜乃至嚴峻的評估。他認為，儘管該共識的支持度比以前有所好轉，但其真正的社會與政治穿透力「依然相當有限」，其命運根本上取決於宏觀形勢。 蘇起用「兩個三」來概括當前最新台海形勢：其一是權力集中的「三個獨裁」趨勢，他尤其指出台灣賴清德政府是「假民主、真獨裁」，領導人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其二是「三個對抗」的格局全面深化，即：美中對抗、兩岸對抗和台灣內部藍綠對抗。他指出，此局面是最近十年才完全形成，其中民進黨當局過去九年推動的路線成為關鍵變量。 蘇起強調，「解鈴還須繫鈴人」，打破僵局、重啟兩岸對話的主動權在民進黨而非國民黨手中。他通過數據指出：當前台灣內部認同分離的比例已達約百分之六十，且民進黨領導層為「鐵桿台獨」，因此共識的突破將異常艱難。 中國內地民眾對兩岸關係深表關注。來自廣州的律師楊凱茗畢業於台大法律研究所，她聽了蘇起的演講後表示：「我曾在台灣待過四年，對兩岸關係有切身了解。看到目前的形勢，我覺得我們對兩岸關係是要抱有信心的。無論現狀如何，未來一定是美好的。」 深圳市東方包豪斯設計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曹漢平現場發言指出：「我幾乎每次都參加《亞洲週刊》思想派對。關於台灣問題，我認為民調雖然總在變，但最厲害的方式是『文化滲透』。邱總說的台灣人看小紅書、看TikTok，這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最大。我對這方面非常有信心。」 海梁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胡劍平圍繞低空經濟的發展路徑與香港機遇作出演講。低空經濟可理解為對城市低空空域進行常態化利用，使無人機與載人電動飛行器參與物流運輸、應急救援、巡檢測繪等服務，並在條件成熟後延伸至短途出行。隨著電動化、導航通信能力提升及監管試點推進，相關應用正從概念走向落地。他將討論聚焦於用戶價值與運行體系。 胡劍平表示，規模化的前提是持續創造用戶價值，而非技術展示。他將大灣區優勢概括為四個層面：製造端產業鏈集中；運營端推進數字化調度與流程驗證；治理側推動「一次飛行、資料共用」；規則側適航等門檻逐步打開。應用端方面，物流企業在部分場景探索驗證，無人機亦可用於城市管理巡檢以壓縮作業週期、提升效率。 談及香港，他將其定位為大灣區低空體系的「連接與調度節點」。香港未必依賴製造優勢，但跨境出行與高時效需求更易體現價值。 面對風雲變幻的地緣政治形勢與國際金融變局，大家也關心在未來如何進行資產配置，獲得更好投資回報。奧愷基金創始人曾曉松以二十年橫跨中美市場的深厚積澱，為與會者擘畫了一幅二零二六年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機遇圖景。這位歷經數次牛熊轉換的資深投資人，將當下的挑戰置於更長的週期中審視：外部，是持續的地緣政治與產業鏈重構壓力；內部，則是經濟轉型的陣痛與科技突破的躁動。他指出，真正的轉折信號並非來自宏觀資料的短期波動，而是深刻的結構性變遷——中國正以「科技興邦」的戰略，在人工智慧、高端製造、生物醫藥等核心領域實現從追趕到並跑、甚至局部領跑的躍遷。曾曉松特別強調，資本市場正在為這種「價值創造」而非「估值泡沫」的邏輯重新定價，外資機構的目光已從過去的疑慮轉向對具體科技主線的精準聚焦。在他看來，投資中國的未來，關鍵在於識別並陪伴那些能真正推動產業進步、解決真實問題的企業。 隨後的問答環節，將現場從聆聽帶入思辨的高潮。由於曾曉松提到中國團隊打造的Manus最近被Meta高價收購，北大畢業、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的《南華早報》專欄作家蘇魯閩對Manus提出質疑，認為商業活動不能回避國家民族利益，在全球叢林法則下，國家與文化的身份認同是現實根基。曾曉松的回應則超越簡單的立場之爭，試圖為來自不同背景的聽眾提供了避免對立、尋找共識的思考框架：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其終極價值應當由其對人類社會進步的實質貢獻來定義，而非單一的身份標籤。 鳳凰衛視主持人、全國政協委員曾?漪指出，對於中國人來說，當然很高興看到中國初創企業在短短八個月內取得這樣的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AI大模型企業或相關AI企業未來一定會層出不窮。「那麼，採取像這樣的出海方式，會成為許多企業選擇的道路嗎？國家會如何認定並允許它們繼續這樣做嗎？」曾?漪向講者發問。 對於這個尖銳提問，曾曉松展現了投資人的務實與長遠眼光。他超越了對政策動機的揣測，直指商業本質：企業的地理位置選擇是一種中性的商業行為，我們不應該對企業進行道德判斷，而應該關注資本與智慧最終流向何處、創造了何種價值。他相信，一個開放而自信的環境，最終會吸引並留住那些最具創造力的要素。「能打敗中國人的，只有中國人自己。」曾曉松最後說。 這句意味深長的話語表明，這不僅僅是一場財經演講，而成了一次關於發展、身份與價值的跨界思想碰撞，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本屆「思想派對」的精神內核——在觀點的激盪中，逼近時代的真相。 近期香港大埔火災也是大家關注焦點，胡恩威於「思想派對」論壇深度解構這場火災，以手繪地圖剖析治理斷層。他指出從房屋局的產權監管、發展局的名單評分，到財政司的投標審批，管治鏈條看似嚴密，實則製造了巨大的問責真空。胡恩威批評政府將責任簡化為個別「害群之馬」，實質是迴避制度設計的根本缺陷。「問責不應只說追查到底，更應追查到頂。」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源修正制度缺陷，避免災難重演。 參與業主立案法團的前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以自身經驗輔證。她稱業主缺乏專業知識，只能盲信政府評分；而政府則僅靠審核表格好壞進行監管。同時，香港管理費長期偏低且缺乏強制維修儲備金，她感嘆：「問題不在於住戶不負責，而是制度從第一天起，就沒讓大家有能力負責。」 香港科技應用遲鈍 談及治理現代化，胡恩威痛陳香港在科技應用上極度遲鈍。他指出，無人機外牆掃描、熱成像與數據建模等成熟技術，遲遲未納入監管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援引觀點提問：香港問責機制呈現「兩頭不到岸」的局面，管治是否比內地更差？胡恩威回應，將管治簡單定義為「更差」過於極端。他認為真正的癥結在於法律滯後與行政效率低下。他指出「當世界都在數字化監管，我們還停留在硬拷貝時代。」他呼籲香港應加強對 AI及數據法等前沿範疇的研究支援，建立清晰、可追溯的行政責任鏈。 活動高潮出現在問答環節，胡恩威批評立法會研究能力不足，導致法律嚴重滯後於數據治理等前沿領域。有前立法會議員助理當即指立法會並非不作為，而是受制於機制困境：「香港立法的主動權在政府，涉及公帑與政策的法律必須由政府提出。」他亦提到普通法中「侵權」概念對私產的保護，令政府干預私人樓宇安全時面臨法律制約。胡恩威回應稱，他所指的研究並非日常政策應對，而是「系統性的長遠規劃」。他強調，香港急需建立如內地社科院般的長期智庫支撐體系，以根治「頭痛醫頭」的散修式應對，推動行政與法律研究的雙重現代化。 《亞洲週刊》歐洲特派員、德國哥廷根大學碩士黃宇翔將目光投向西方，演講題為《歐洲世紀的黃昏》。從柏林機場入境排隊延誤、跑道修三十四年、德鐵準點率新低，到繁瑣落後的留學生延簽流程，他以親身經歷的「德國效率」破功為例，指出歐洲的核心困境在於「制度疲勞」。 黃宇翔分析，這種疲勞的緣由並非硬體或技術落後，而是過度標準化導致的應變失靈，責任體系分散和數字化進程滯後。其惡果直接體現在經濟競爭力上：歐洲風險投資不足、監管過嚴，導致近三分之一獨角獸企業遷往美國，過去半世紀中無萬億歐元市值公司誕生。儘管歐盟發布《布達佩斯宣言》力促改革，但落實率低下。黃宇翔認為，歐洲的黃昏並非硬實力崩塌，而是治理效能與自我更新能力慢性衰退。 前《亞洲週刊》副總編譚世英在討論中認為，她覺得現在中國發展得非常好，中國的「自我感覺」也特別好，在這個時候，中國也許要檢討一下，「中國現在像一個嬰兒，長得很快，體質很好，基建各方面都發展得很快；而歐美已經老化了，像個年紀大的人。但我希望中國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要有警覺。」 來自深圳的自媒體人朱文策發出尖銳一問：當歐美面臨「黃昏」、中國自身也遭遇通縮、資產價格下行與信心挑戰的當下，應如何選擇未來發展方向？這一問答將討論從現狀觀察推向了對個人命運與時代潮流的思辨，黃宇翔坦言：預測五到十年極具不確定性，但個人更傾向留在亞洲。他進而分析，歐洲的困局與戰爭風險及軍工企業的利益密切相關；而美國則陷入深刻的「思想內戰」爭論國家的未來。 前深圳擔保集團監事會主席蔡展生發言指出，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去歐洲，也歡迎歐洲人來深圳、來香港走走。他說：「這次思想派對一大收穫是對《亞洲週刊》有了新認知，又了解到科創怎麼發展、怎麼投資，格局那麼大，情懷那麼寬。」 現場觀眾也紛紛表達了對未來不確定性中的樂觀期待。 中國三大歷史轉捩點 主持人邱立本對嘉賓的演講以及現場觀眾的熱情互動表示感謝，他總結性指出，在過去一年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一是寵物數量首次超過新生兒，二是綠色能源發電裝機量首次超過化石能源，三是短劇收入超過電影票房，這三大變化深刻勾勒出了中國社會結構、生產方式與文化消費的劃時代轉型。這場匯集了北京、深圳、廣州、香港及台灣各世代讀者的思想盛宴，在熱烈的掌聲中畫上了圓滿句號。儘管二零二六年的征途充滿複雜性，但正如邱立本最後所言，只要思想保持「嗨」的狀態，我們便能在這變局中掌握改變歷史進程的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