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傳統農業大省如何轉型為現代製造業強省、創新強省？在中國區域發展中，安徽二十多年的突圍逆襲無疑最具啟示意義。過去二十年，安徽並未沿襲單純承接低端製造的路徑，而是以合肥作為核心引擎，以地方國資長期投入為槓桿，聚焦新型顯示、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與量子通信等戰略性產業，以「耐心資本」布局造就了京東方、蔚來、長鑫存儲等標誌性項目均獲得巨大成功，「合肥模式」一鳴驚人，帶動安徽逐步完成從農業大省向製造強省、再向創新強省的躍升。
據安徽省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二零二五年安徽全省地區生產總值達五點三萬億元人民幣（約七千四百一十億美元），躍居全中國第十一，首次超越北京；戰略性新興產業佔規模以上工業比重超百分之四十二，高新技術企業總數超過一點八萬家。作為核心引擎，從全國第七十五位城市成長為萬億級準一線城市。長鑫存儲二零二六年科創板上市，正是這一「江淮科創突圍」的最新註腳——一場立足國家戰略、逆週期布局的產業重構，讓中部省份在全國經濟版圖中走出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自主升級之路。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企業非長鑫存儲莫屬。二零二六年七月廿七日，長鑫存儲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當天市值就達三點三一萬億元人民幣，如今躍升逾三點六萬億人民幣，高踞A股股王，一舉躋身全球半導體行業頭部企業行列，資本市場一片沸騰。
「合肥模式」再次成為中國經濟輿論場的焦點熱詞。從寂寂無名的中部省會，到被譽為「最牛風投城市」，再到如今的「產投之城」，合肥用二十年時間完成了一場教科書級的產業逆襲。
根據長鑫科技招股說明書披露，合肥市、經開區等多級國資平台通過合肥清輝集電、合肥長鑫集成等主體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三十六點七九股份，為單一最大股東陣營；疊加安徽省屬投資平台持股，安徽國資整體持股比例接近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投入，終迎花開。資本市場火熱行情的背後，很少有人記得，長鑫存儲起步階段是無數城市避之不及的「吞金巨獸」。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芯片行業屬於典型重資產行業，一條十二英寸產線投資規模動輒數百億元人民幣，技術壁壘極高、行業週期性極強，長期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科企巨頭壟斷，全球市場佔有率長期超過百分之九十。
二零一六年長鑫項目啟動時，全球存儲行業正處在下行週期，日本記憶體公司爾必達破產、多家海外廠商持續虧損，市場化資本普遍迴避賽道，多地政府權衡利弊後選擇放棄項目落地洽談。
長鑫存儲創始人朱一明帶領團隊先後奔赴南京、西安、濟南等多個城市開展落地談判，多方接觸均未能達成合作。眾多城市擔憂項目投資體量巨大、回報週期漫長，短期難以拉動GDP、土地財稅收益，同時存在巨大技術失敗、行業週期下行風險，不敢貿然投入巨額財政資金支持重資產晶圓製造項目。
彼時的合肥，在長三角格局中並不佔優。上海擁有金融、高端研發優勢；蘇錫常外資製造業根基深厚；杭州民營數字經濟蓬勃；南京科教資源密集。長期以來，外界普遍將安徽定位為長三角東部沿海的產業轉移承接地，只能承接相對低端的加工製造產業。
但合肥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二零一六年，合肥產投集團與兆易創新聯合設立長鑫存儲項目主體，一期項目總投資一百八十億元人民幣，合肥國資出資一百四十四億元人民幣，佔股百分之八十，兆易創新出資三十六億元人民幣，佔股百分之二十。
國資定海神針不撤資
此後近十年間，長鑫存儲持續處於虧損狀態。招股書數據顯示，企業量產之前研發投入巨大，投產之後又遭遇多輪行業下行週期，截至實現持續盈利前累計虧損規模超過三百六十六億元人民幣。在此期間，部分早期財務投資人選擇止損退出，但合肥國資始終堅守承諾，持續多輪追加投資，沒有中途減持、撤資。合肥產投相關負責人在事後受訪時坦言：芯片產業鏈短板項目，不可能追求短期回報，必須做好長期陪跑的準備。
二零零五年的合肥，在全國城市經濟排名中僅列第七十五位，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省份的省會城市，工業基礎薄弱，城市能級有限。而安徽省在當時全國經濟總量排名（不含港澳台）也只是排名第十四名，全國中等。當時的合肥，市民們熱烈討論的話題是南京地鐵開通了，在南京購物更方便了。
合肥，是南京的小弟，這是蘇皖兩省人民當時的共識。南京，地處蘇皖兩省中間，也是蘇皖兩省分家前江南省的省會。安徽人民向來對南京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合肥，還是宣城、馬鞍山、滁州，這些地區的人們都喜歡逛南京，希望與南京親近，甚至有些年，這些城市都急切希望南京直轄，他們就順理成章成為南京的一部分。
合肥努力想融入長三角城市群，可是在當年，長三角隨便拿出一個城市，GDP都遠超合肥。當時，除了上海，長三角城市群都集中在蘇浙兩省，不說南京，蘇錫常、杭嘉湖，這些城市的體量或活力都是合肥很難比的。安徽省在華東地區被視為落後貧窮地區，甚至安徽人長期在上海被以歧視的稱呼「白完」相稱，這種心態也影響到了安徽省和合肥市地方領導。
根子在工業
二零零五年三月，孫金龍出任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上任伊始便提出「工業立市」戰略。他在一次全市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合肥的落後，根子在工業；合肥的希望，也在工業。不抓工業，合肥就沒有出路。」這場講話被外界視為合肥發展史上的分水嶺。隨後，合肥開啟了大規模招商引資的序幕。隨後的三年時間，格力電器、美的集團等一批家電巨頭先後在合肥建立生產基地，為合肥打下了現代工業的初步基礎。
真正讓合肥聲名鵲起的，是引進京東方。二零零八年，京東方因建設第六代TFT-LCD生產線資金緊張，向多個地方政府尋求合作。彼時，中國液晶面板市場被日韓企業牢牢把控，京東方的前景並不被看好。但合肥選擇了出手相助：合肥市政府承諾投入九十億元人民幣參與京東方合肥項目，而當時合肥全市的財政收入僅為三百零一億元人民幣，其中歸口地方的財政收入只有一百六十點九億元人民幣。一位合肥市政府人士說：「這不是在賭，是經過了上百次論證後的科學決策。我們請了國內頂尖的產業專家，把技術路線、市場需求、競爭格局都研究透了。」
這筆投資回報驚人。京東方合肥項目不僅自身實現盈利，更帶動了包括玻璃基板、偏光片、驅動IC在內的數十家上下游企業在合肥集聚，形成完整的顯示器產業鏈。京東方落戶七年後，合肥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產基地之一，年產值超過千億元人民幣。
蔚來汽車起死回生
二零二零年初，蔚來汽車股價跌至兩美元附近，現金流瀕臨斷裂，創始人李斌奔赴全國十八座城市尋求融資，屢屢碰壁。
合肥建投牽頭聯合省內投資平台，六十五天內完成全部談判、決策流程，向蔚來投入七十億元人民幣戰略投資，蔚來總部落戶合肥。
隨著新能源汽車行業景氣上行，合肥國資後續通過股權回購、減持逐步收回全部本金並獲得可觀收益；同時帶動大眾安徽、國軒高科等上下游企業集聚，合肥躋身國內新能源汽車第一梯隊城市。
二零一六年，宋國權出任合肥市委書記。此時，京東方的成功已讓合肥嚐到產業投資的甜頭，城市決策層開始思考：下一個戰略性產業在哪？ 據《合肥市「十三五」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顯示，集成電路被列為合肥市重點發展的首位產業。宋國權在二零一七年合肥市「兩會」上首次提出「芯屏器合」的產業布局思路——即集成電路、新型顯示、裝備製造及工業機器人、人工智能與製造業融合。宋國權當時表態：「『芯』字當頭。合肥要做中國的IC之都，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機遇，也是我們必須扛起的責任。」
正是在這一戰略框架下，合肥將目光投向了存儲芯片，投向了當時還在尋找落腳地的長鑫存儲項目。二零二零年五月，虞愛華履新合肥市委書記。此時，「合肥模式」已成為全國性話題，「最牛風投城市」的標籤也引來了諸多爭議。虞愛華到任後，多次在公開場合為合肥模式「正名」。新華社二零二一年四月曾刊發專訪報道《合肥不是「賭城」，而是「產投之城」——專訪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虞愛華強調：「有人說合肥是『賭城』，我說不對，我們是『產投之城』。『產投』是產業投資的簡稱，我們的每一筆投資，都是建立在科學研判、專業論證基礎上的。」
這篇報道引述虞愛華的話進一步解釋：「合肥市政府不搞短期資本運作，不做財務投資者，我們做的是戰略投資者，追求的是產業協同效應和長期價值。」 DRAM是電子產品的核心部件，全球市場規模超過千億美元。但長期以來，這一市場被韓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國美光三家企業壟斷，三者合計佔據全球約百分之九十五的市場份額。中國大陸在這一領域的自給率長期為零。
二零一五年六月，時任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執行副理事長徐小田受訪時稱：「存儲芯片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最薄弱的環節，每年進口額高達六百億美元以上，比石油還多。我們必須要下決心攻克這個堡壘。」 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認為：「做存儲芯片，必須做好『十年不賺錢』的準備。這是真正的『燒錢』產業，需要千億級的資金投入和長期的技術積累。」長鑫存儲的前身，可追溯到一個名為「睿力集成」的半導體項目。該項目核心團隊源自海外，掌握著關鍵的DRAM專利技術。二零一五年前後，該團隊開始在國內尋找產業化和資本落地的機會。
一位接近項目團隊的知情人士指出：「他們（指項目團隊）最先接觸的是沿海某經濟發達城市。這個城市財力雄厚，產業配套也好，按理說是最佳落腳地。」報道稱，該城市在詳細論證後，認為項目投資過於龐大，僅一期投入就需要數百億元人民幣，技術攻關難度高，且面臨三星、海力士等強勢競爭，風險難以控制，最終決定不予合作。
此後，項目團隊又先後接觸了其他多個地區。二零一七年，一位曾參與對接的東部某市招商部門負責人回憶：「當時他們拿來的商業計劃書，被我們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打了『高風險』的標籤。投資百億級別，三五年內看不到盈利希望，對於我們這樣債務壓力比較大的城市來說，確實需要非常慎重。」
這位負責人還補充了一個細節：「我們是開過幾次會的，爭論也很大。有人提出，這種國家戰略項目，應該由國家層面來主導，地方政府跟著參與即可。但對方當時希望地方政府能扛起主要的資金和組織責任。」就在項目團隊屢屢受挫之時，合肥投來了橄欖枝。
二零一六年五月，合肥市政府與項目方正式簽約，總投資約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的長鑫十二英寸存儲器晶圓製造基地項目落戶合肥空港經濟示範區。合肥市發改委一位參與談判的官員回憶：「市裏主要領導在拿到項目資料後，只用了很短時間就做出了判斷：DRAM是中國必須拿下的產業，合肥正在打造『IC之都』，這個項目哪怕風險再大也要上。」
長期布局換取自主量產
時任合肥產投總經理袁飛回憶：長鑫一期一百八十億元人民幣投資，合肥承擔四分之三出資額度，內部存在大量爭議，很多人提出風險警示。最終市委市政府形成共識，存儲芯片屬於國家戰略物資，若國內無法實現自主量產，長期受制於海外巨頭，從國家戰略、城市產業安全等方面，值得長期布局。
合肥之所以能夠果斷決策，基於三點判斷：一，存儲芯片是戰略性產業，國家必定會大力支持；二，項目團隊掌握核心專利技術，具備產業化基礎；三，存儲芯片產業具有明顯的「逆週期」特徵，行業低谷時期正是布局的最佳時機。項目簽約後，真金白銀的投入隨之而來。據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查詢顯示，長鑫存儲的股東構成中，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合肥建投）是核心出資方之一。二零一九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大基金」）二期也宣布向長鑫存儲註資。
二零一九年，一位接近合肥建投高層的知情人士表示：「合肥對長鑫的投資不是財務投資，是戰略投資。我們的定位是『耐心資本』，也就是長期資本、擔當資本。存儲芯片是一個前期投入巨大、回報週期漫長的行業，三星當年也虧損了很多年，我們對此有充分的預期和準備。」
長鑫存儲在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零年間，由於巨額的研發投入和設備折舊持續虧損。但合肥建投等國有股東不僅沒有減持退出，反而通過多種方式持續增資，支持企業度過了最艱難的研發爬坡期。
二零二三年長鑫新橋基地擴建，合肥國資平台再次大額出資，保障產能持續擴張。同時合肥嚴格遵守股權協議：國資作為財務投資人，不干預企業日常經營、不插手技術路線選擇，生產管理完全交由朱一明創業團隊負責。這也是合肥區別於很多地方政府的關鍵細節——不少地方政府投資企業之後，直接干預人事、生產經營，最終導致企業發展受阻。
學界與財經媒體普遍將合肥模式概括為「地方國資主導的產業投行模式」：政府設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台，以股權投資方式引進龍頭企業，圍繞龍頭企業打造完整產業鏈集群；堅持「以投帶引、投建一體」，不單純依靠土地優惠、稅收減免等傳統招商手段；國資定位為財務投資人，充分尊重企業經營自主權；培育成熟之後適時有序減持，投資收益滾動投入下一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形成良性資金閉環。 合肥市相關負責人曾明確界定：「合肥不是風投，是產投；不是賭博，是拼搏。賭博追求一夜暴富，拼搏著眼城市長遠產業鏈構建。」
這套模式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歷經二十餘年，多屆市委市政府持續接力、不斷完善形成的長期戰略。
避險思維與戰略思維
對於當年拒絕長鑫存儲的地方政府而言，這一決策如今看來無疑充滿了遺憾。但在長鑫存儲上市後的滔天流量中，這些拒絕者沉默無言。 二零二一年，有媒體曾試圖回訪當年拒絕長鑫項目的某市相關負責人，但是對方以「時間久了，記不太清楚」為由婉拒了採訪。另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則表示：「當時是集體決策，也符合流程和風險控制要求。現在回頭看，確實錯過了，但這個假設沒有太大意義。」
有評論認為，長鑫的案例折射出中國地方政府在產業投資領域的兩種典型決策模式：一種是「避險型」思維，將規避風險放在首位，追求可預期的、短期的回報；另一種是「戰略型」思維，願意為國家戰略和長遠利益承擔短期風險。兩種思維各有利弊，但在面對嶄新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時，戰略型較有優勢。
長鑫存儲的崛起，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二零一四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明確將存儲器列為重點突破領域之一，提出要「加大投入力度，集中力量突破存儲器等關鍵產品」。《綱要》同時決定設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即業界所稱的「大基金」。
「大基金」一期規模為一千三百八十七億元人民幣，二期規模超過兩千億元人民幣。接近「大基金」管理機構的信息人士說：「存儲器是『大基金』投資的重中之重。長鑫存儲是唯一同時獲得『大基金』一期和二期投資的項目，足見國家層面上對其重視程度。」
這種「國家隊+地方隊」的資金配置模式，有效分擔了地方政府的投資壓力。據Wind數據終端顯示，長鑫存儲的註冊資本超過五百億元人民幣，股東包括合肥建投、「大基金」、安徽省投資集團等國有資本平台。
合肥的另一個獨特優勢，在於其雄厚的科教資源。創辦於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中國科學院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擁有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大科學裝置。位於合肥的中國科學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建有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人造太陽」）、穩態強磁場實驗裝置等國際一流的大科學裝置。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院士指出：「大科學裝置不僅是基礎研究的利器，也對產業創新具有強大的輻射帶動作用。長鑫存儲這樣的高科技企業，需要大量頂尖的物理、化學、材料人才，合肥的科教資源恰好能夠滿足這種需求。」在培育產業集群方面，安徽創新性地推行了「鏈長制」。二零二零年，安徽省建立了由省級領導擔任「鏈長」、龍頭企業擔任「鏈主」的重點產業鏈推進機制。集成電路產業鏈的「鏈長」由省政府主要負責人擔任。
安徽省經濟和信息化廳相關負責人指出：「『鏈長制』的核心，是打破部門壁壘，形成工作合力。『鏈長』負責統籌協調解決產業鏈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共性困難，『鏈主』則帶領上下游企業協同發展。」這一機制有效推動了長鑫存儲與上下游企業的協同聯動。據合肥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官網二零二二年三月發布的招商信息顯示，圍繞長鑫存儲，合肥已集聚了包括通富微電、沛頓科技等在內的數十家封裝測試、材料供應企業，初步形成了「設計—製造—封測—材料—裝備」的集成電路全產業鏈
引領關鍵投資風潮
「合肥模式」的成功，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廣泛討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的評論指出：「合肥模式的核心，是解決了地方政府在產業投資中的角色定位問題。政府不是代替市場配置資源，而是發揮戰略引領和關鍵投資的作用，撬動社會資本，培育市場生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也認為：「合肥的探索，為國內其他地區提供了可供借鑑的經驗。其一，產業投資要有戰略眼光，瞄準國家戰略需求和前沿技術方向；其二，要有專業化的決策和執行能力，避免『拍腦袋』式投資；其三，要有長期主義的定力，不因短期波動而動搖。」
安徽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員分析認為：「安徽的崛起，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它包含了對國家戰略的精準響應、對科技創新的長期投入、對產業規律的專業把握，以及對長三角一體化機遇的有效利用。」
二零二四年，安徽省在部署重點工作時強調，要「持續壯大集成電路、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等優勢產業集群，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高地」。
從當年被拒絕的「風險項目」到如今市場追捧的「明星企業」，長鑫的命運軌跡，與合肥這座城市、與安徽這個省份的奮鬥歷程高度同頻。這份答卷尚未寫完，但前二十年的篇章已證明：在科技自立自強的時代命題下，一座城市、一個省份的定力與遠見終得歷史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