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李在明去年上任以來，積極推動中韓關係回暖，力抗國內右翼勢力對中國的抹黑。他在九月進一步放寬了中國旅客赴韓簽證，公開抨擊右翼針對中國的示威，稱要研究推出制裁這些活動的方案。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韓國不少民眾在美國右翼網絡傳播的影響下，對中國持有負面印象，成為兩國民間交流的阻礙。為此，亞洲週刊對現於北京大學講學的韓國知華派成謹濟進行了專訪，他剖析韓國的反中情緒是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放大」的結果，指出韓國民眾可能在無意識中內化了日本帝國歧視中國的觀念，並提出中韓要有更全面、長期且深入的民間交流機制，包括對留學生的制度性支持以及青年之間的寄宿家庭交換計劃等。
中韓民間交流近年呈現怎樣的面貌？在中日交惡導致中國赴韓旅客飆升後，中韓民間互動的最新發展為何？
自二零二零年以來，韓國社會中所謂的「反中情緒」是一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現象，任何單一化的理解，還是簡化的解釋，都是不恰當的，但新冠疫情對於民間層面正常交流的中斷，確實造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不過，我們也有必要再反思一個事實：疫情所導致的交流中斷，並非僅僅發生在中韓之間，而是全球性的現象。但是，韓國右翼群體與部分青年世代確實出現了格外突出的反中情緒，這一點本身就意味著，僅僅用「交流中斷」來解釋這一現象，是遠遠不夠的，背後必然存在其他因素的介入。
具體而言，這些群體的主張、行動方式以及其所散播的宣傳內容，不僅在常識層面顯得極不合理，而且在內容結構上與美國網絡極右翼的宣傳話語呈現出高度相似性；同時，其相關論述的生產與擴散時點，也可見與美國網絡極右翼之間存在因果影響的關係。因此可以判斷，反中情緒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特定政治目的「人為放大」的結果。正因如此，為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有必要謹慎思考並制定相應的制度性應對方案。
而從目前韓國社會的輿論環境來看，韓國右翼並未成功將近期中國遊客的增加，炒作成為反中輿論的「素材」或「契機」，原因在於他們過往諸多的反中論調——如「中國介入或支援韓國不正選舉」等說法——已經被相當多的韓國民眾清楚地認識為毫無根據的虛構指控；同時，社會層面亦形成了相當廣泛的共識，警惕這些團體在明洞地區進行的反中示威行動。
事實上，仇恨與歧視，一方面往往產生於對他者缺乏正確認識的狀態之中；另一方面，它們本身又會成為阻礙正確認識他者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採取何種形式，促進韓中民間的交流，從長遠來看都必然有助於促進相互合作與理解。
當然，僅僅依靠觀光交流，其作用與效果是有明顯局限的。因此，更為全面、長期且深入的民間交流機制，才是真正不可或缺的。這包括但不限於：對留學生的制度性支持方案、更具深度的文化研修或田野考察項目、以及青年之間的寄宿家庭交換計劃等。對這類交流形式進行有意識的開發與持續性的政策支持，我認為是極其必要的。
韓國右翼反對中國的根源為何？近年又有甚麼變化？
對於那些將當前中韓之間的競爭與摩擦狀況過度誇大，甚至加以歪曲的人，我認為其背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網絡極右翼思潮的影響。然而，比起僅僅指出這一外部影響，更值得深入分析的問題在於：為何這類非理性的主張，能夠在韓國被部分群體接受？
在我看來，這其中至少存在幾個層次的原因。
第一個層次，是一個高度敏感且具爭議性的問題，即對「正在崛起的中國」所抱持的警惕心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恐懼感。這種恐懼，往往會透過韓國市民社會內部對「獨裁體制」與「大國」的歷史性警惕而被進一步放大。
眾所周知，韓國社會擁有軍事獨裁統治的痛苦歷史記憶，因此，對獨裁政權保持高度批判性的意識，是韓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在這樣的認知框架下，若缺乏對中國政治體制及其歷史脈絡的具體理解，部分韓國人確實可能會傾向將中國的「黨國體制」直接簡化為「一黨獨裁」，從而產生過度的概括與誤判。
同時，韓國人在與日、美的歷史互動經驗中，已深刻體認到「帝國化的大國」對周邊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當中國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不斷增強時，部分韓國人會直覺性地將其視為潛在威脅，也正因如此，建立更深入的相互理解與信任關係，更為重要。
第二個層次，則涉及更深層的歷史問題。我二零二零年在中國發表的論文《滿洲國與中國觀》中曾指出：韓國近代以來對中國的認知，可能在無意識中內化了日本帝國所建構的、帶有歧視性的中國觀。
日本帝國對中國所持有的歧視性認知與政策，早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但較少被關注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朝鮮與台灣，某種程度上也內化了這種帝國式的中國歧視。如「內鮮一體」、「內台一如」等意識形態宣傳本身就隱含著種族主義式的區分，即「朝鮮與台灣不同於中國」。
而這種對中國的歧視性認知，很可能透過滿洲國的制度性經驗，對相當數量的韓國人產生了實際影響。由於這一問題與日本帝國所建構的畸形亞洲觀密切相關，因此，它也是一個中韓雙方可以共享問題意識、並進行共同反思的重要領域。
當然，除此之外，韓戰的歷史經驗、對亞洲社會主義的冷戰式理解等因素，也同樣構成了韓國社會內部對中國產生負面觀感的歷史條件。
韓國歷史上的思想資源，可如何幫助面對這些右翼思想帶來的潛在危機？
從韓國「進步派」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對近年出現的極右翼傾向，採取更為明確而堅定的應對，因為他們的言論與行動極有可能再次撕裂並激化韓國社會內部尚未癒合的歷史傷口。
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對光州事件的歷史創傷的描述就指出，那個夏天所經歷的暴力，留下了無法被遺忘、也無法被洗刷的深刻傷痕。然而，與「那個夏天」相關的痛苦之中，還存在一個韓江在作品中未能充分展開的層面，那就是暴力之後所延續的、針對特定地區的嚴重歧視，也毫無疑問是一種極為嚴重的社會暴力。
無論是針對特定國家或民族的歧視，還是針對特定地區的歧視，本質上都源於支配性集團為了政治利益而捏造出的觀念。在這一點上，它們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對這些暴力與歧視所造成的痛苦進行真實而具體的記憶，並將這種記憶重新社會化，正是防止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也是超越暴力與歧視的最重要動力與原則。
對整個韓國社會而言，情況亦是如此。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日，前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的那一天，我們所有人都共同目睹了一個場景——過去如何拯救了現在。那一刻清楚地展示了，對歷史創傷的社會性記憶，如何轉化為現實的政治能量。
但必須強調的是，過去並非在任何情況下、也並非自動地就能幫助現在。只有當「現在」願意去幫助「過去」——也就是主動找回那些被遮蔽、被遺忘的歷史痛苦，並為其重新發聲時，過去才會真正成為一種能夠支?當下的力量。因此，「過去能否幫助現在」這一提問，並非神秘主義或薩滿式的修辭，而是對歷史記憶與記憶連帶所能生成之力量的肯定。
你認為，在應對右翼的煽動下，知識分子、媒體等民間行動者的責任為何？
為了減少民間直接接觸中所產生的誤解與不滿情緒，我們有責任不斷地實踐對社會與歷史的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持續的行動與連帶。
為此，首先要做的是擺脫國家主義的視角。這不僅意味著努力獲取更為客觀的觀察位置，也意味著重新恢復一種國際主義的視野。唯有站在民眾的立場，來理解、分析並敘述國際關係，這樣的討論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建設性。
當然，在具體實踐層面，知識分子與媒體所承擔的角色並不完全相同。知識分子需要持續而堅韌地對社會與歷史提出反思性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他們所肩負的社會責任之一。至於當代大學體制內，究竟還剩下多少能夠履行這一角色的知識分子，以及如何才能使這樣的知識分子得以持續再生，則需要另行展開更深入的討論。
媒體方面，則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其作為公共討論「調解者」的角色。而在思考如何強化這一角色的過程中，也必須包含對自身的批判性反省——亦即反思近年來，網絡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擴散歧視與仇恨的重要機制之一。
最後，在中美競爭的格局底下，一些人可能認為，兩國分別代表著衝突的世界觀與歷史觀，但我必須指出我並不完全同意。當今中美兩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之中，固然存在相互衝突的部分，但同樣也存在著大量「相通」之處。
貫穿這兩個大國政策內在邏輯的，其實是高度相似的技術主義世界觀與精英主義國家觀。因此，與其說它們在世界觀與國家觀上彼此對立，不如說是在相近的實用主義框架之下，圍繞著技術霸權與利益分配所產生的競爭與衝突。
從這樣的角度看，當下正是一個關鍵時刻：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敘述與理解中國既有的發展道路，來思考中國如何可以走向更理想的未來。 ▇
（本刊執行編輯黃杰參與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