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大、城大與港大共同發起「開讀」計劃逾年，由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對公眾開放，讓學術研究實踐走入社會，近日入圍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獎。
一年多前，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大學共同發起的「開讀」計劃（Open Books Hong Kong）以免費開放學術書籍為核心，嘗試回應一個在全球學界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由公帑支持的研究成果是否應回歸公眾？
這一問題如今正隨?「開讀」的發展，從理念走向實踐。計劃推出至今已開放逾六十種圖書，觸及全球超過一百個國家、逾四十萬名讀者，累計閱讀量突破一百萬次。更具象徵意義的是，「開讀」近日入圍被譽為「高等教育界奧斯卡」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獎，在五百多個參選項目中突圍而出，且為唯一聯校團隊。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奈爾回顧這一年多的發展時坦言，最顯著的改變是中文學術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能見度被大幅提升：「過去在很多國際資料庫中，中文研究是相對邊緣的存在。現在我們讓世界各地的讀者可以直接接觸來自中國的研究成果，這對於整個知識生態都是一種補充。」
文奈爾表示，「開讀」的讀者並不僅限於學術圈內。「我們收到很有意思的反饋，有讀者說，這些書讓他們第一次接觸到原本只有大學圖書館才能看到的內容，也有人將書中的分析用於公共討論甚至政策研究。」這種跨越學術與社會的流動正是計劃的初衷之一——讓專家知識進入公共領域，而不是停留在象牙塔之中。
在具體書目層面，「開讀」所呈現的內容結構亦反映出其知識策略。一方面，是厚重而具歷史積累的學術著作，例如由黎志添編著的《香港廟宇碑刻志：歷史與圖錄》，這類被形容為「磚頭書」的大部頭過去往往只存在於研究型圖書館中，普通讀者難以接觸；如今透過平台，卻可被全球用戶直接下載閱讀。文奈爾提到，這類書籍「你不可能隨身攜帶，但卻極具價值」，其開放本身，就是對知識門檻的一種拆解。
另一方面，則是聚焦中國當代與歷史議題的研究，如何啟良所著《人民的西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自然與能動性（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等，這些作品既具學術深度，又涉及公共議題，能夠吸引更廣泛讀者群。文奈爾認為，這種結合地方文化與中國研究的選書方向，有助於「讓世界理解香港，也讓香港成為理解中國的一個入口」。
「開讀」的開放模式並非憑空誕生，這一計劃在設計之初，參考了英國及歐美學界已有的開放出版實踐。例如英國多所大學出版社早已推動開放獲取（open access）專書出版，部分學術機構更透過聯盟形式，支持非商業出版平台的運作。「這些模式在歐美已經存在，但在中文世界仍然有限。」文奈爾指出：「尤其是中文學術專書的開放出版，幾乎沒有形成規模。因此我們希望在香港嘗試，看看能否建立一個適用於華語學術的版本。」
然而，「開讀」引發關注的，並不僅是內容本身，而是對學術出版制度的反思。文奈爾坦言，這一計劃的理念與在英國的經驗相關。一種被討論的觀點是「由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應該對公眾開放」。
「很多大學，包括香港的高校，研究經費來自公共資源，但最終成果卻往往被大型商業出版社掌握，讀者需要再次付費才能接觸。」他指出這種模式在歷史上有合理性——印刷、發行、編輯等都涉及高昂成本，但在數碼時代，這一邏輯正逐漸鬆動，「現在我們可以以較低的成本，把研究成果電子化並向全球發布」。
在他看來，「開讀」並非要顛覆整個出版體系，而是嘗試重新校準優先次序。「我們不是要與出版社對立，而是希望學術出版能夠更好地服務其公共使命。」他亦回應業界對免費是否影響盈利的疑慮，指出開放電子版本反而可能擴大讀者群，形成新的平衡。
對於香港而言，「開讀」的意義還在於其獨特的制度與語言位置。文奈爾多次強調，香港在全球學術體系中具有橋樑作用。「對英語世界來說，大部分研究仍以英語為主；而對於中國研究而言，中文又是不可或缺的語言。如果不能閱讀中文，很多內容會在翻譯中流失。」他認為，香港的雙語環境能夠同時連接英語與中文兩個知識體系，而「開讀」正是這種連接的一種具體實踐。
「開讀」團隊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學術合作與線下推廣，讓相關書籍在中國內地更易被發現與使用。「我們曾到澳門及內地城市介紹這一模式，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機構加入，形成更廣泛的開放出版網絡。」他認為，隨?中國近年對開放科學的支持增加，「開讀」這類模式未來具備跨區域複製的潛力。
文奈爾的願景不僅限於香港。「我希望有一天，這種模式可以擴展到整個中國，甚至更廣的地區，讓不同機構共同參與，建立一個真正開放且高質量的學術出版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