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有多名省部級幹部因涉嫌腐敗落馬，今年以來，全國已就各種黨紀國法問題立案達五十多萬起。這一方面說明反腐力度沒有減弱，但是反過來看，這也說明腐敗問題仍然廣泛存在，並沒有因為反腐力度繼續加大而有所收斂。另外一個維度來看，社會公眾對腐敗分子落馬表情冷漠，極少有高度關注的，大家一個普遍感受：抓他們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身邊的問題怎麼一個都沒解決？
其實，這個問題由來已久。這個問題涉及到反腐的目標是什麼這個終極猜想。
反腐，究竟是剷除異己，還是要建設一個新型的政權模式，這個問題至今沒有清晰的答案。這也是大眾現在對反腐報以冷漠的基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依然需要回答窯洞對的問題。
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楊家嶺窯洞有一次著名的會談，後來史學界稱之為窯洞對，與歷史上著名的隆中對相提並論。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也在防止腐敗方面作出了很多探索，尤其是在認為蘇聯已經變修、資產階級已經事實上重新在蘇聯執政、蘇聯已經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以後。文化大革命成為對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永葆革命性的終極探索，大民主成為防止出現特權階層和腐敗問題普遍化的一個手段，幹部下放到五七幹校，知識分子下放到基層單位體驗生活，在各級機構普遍推行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老中青三結合。
文革的探索引發世界性的研究，雖然後世執政者對文革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但是學界還是大多數用毀譽參半的態度來看文革的探索。一方面，學界有人認為，大民主切實遏制住了幹部腐敗的可能性，一方面，學界有人認為文革帶來了大規模的人權問題。
毛澤東甚至設計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模式，用於防止共產黨員幹部可能出現的大規模腐敗問題，親自設計了革命委員會這種政權組織模式，用以區別傳統的官僚化的社會主義模式。
然而，文革在劇烈的社會運動中度過了十年以後宣布失敗。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後，這個社會確實出現了很多新氣象。很多人懷念八十年代，就是因為那個時期的社會空氣相對自由，人們從沉重而繁複的社會運動中一下解脫出來，一種被政治壓抑了幾十年的勃勃生機突發出來，整個社會確實瀰漫著青春向上的感覺，人們熱切希望趕緊建設四個現代化，進入共產主義明天。
然而，這種虛幻的表象也只持續了十來年。腐敗問題被強力的政治運動壓制後，在一九八三年解散人民公社和整黨之後開始蔓延，引發了一系列社會運動。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大規模工人下崗更是導致了全面的腐敗。工廠的領導階層通過讓工人下崗，搶奪了原來的公有制資產，而把為社會主義貢獻了一輩子力量的工人階級掃地出門，讓原來的國家主人一夜之間成為被羞辱的對象，這造成了對社會主義倫理的極大質疑。改制在東北造成的問題特別嚴重，東北三省至今未恢復元氣。
歌手曲婉婷母親張明傑腐敗案就是東北改制中最為典型的。
全國各地也經歷了大規模的管理層收購模式改制，很多共產黨員工廠領導人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原來他的工人兄弟姐妹成為他們的打工仔。這種公僕與主人身份地位的互換造成社會思想的極大動盪，其造成的社會傷害至今都無法撫平。
進入新時期以來，隨著經濟的高熱，腐敗問題向縱深發展，成為政治生活中難以割去的癌細胞。
目前的反腐運動之所以越反越腐，而且得不到廣大群眾的呼應，本質上這種反腐還限於執政者內部的利益調整，與大眾的切身利益牽連不明顯——誰當選老百姓感受變化都不明顯，那麼大家何必還要關注這種反腐？
這也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當一個大規模反腐運動得不到廣大群眾的支持時，那麼它的走向可能就會難以預測。
元代文學家張養浩在元曲中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擺脫這種歷史週期律，這不僅僅是文學家和底層大眾的疑問，更應該是執政者自我革命的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