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浩年，《亞洲週刊》新金融編輯，北京大學西方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士，博士論文著作《黑格爾邏輯學的現實概念與唯心論原則》；曾任香港「哲學01」策劃人、香港武術頻道「武備志」策劃人。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二零二五年原本涇渭分明的技術陣營發生了戲劇性的倒轉：曾經高舉開源大旗的美國科技巨頭Meta，在遭遇技術滑鐵盧後選擇築起高牆；而大洋彼岸的中國，則憑藉驚人的規模效應與極致的成本控制，接過了開源的火炬，成為全球AI技術民主化的真正推動者。 Meta及其創始人扎克伯格一直將自己定位為AI領域的「安卓」——試圖通過開放源代碼，構建一個能與谷歌和OpenAI抗衡的龐大生態。然而，旗艦模型Llama 4的發布徹底擊碎了這一願景。這款承載著厚望的模型在業界測評中表現平庸，不僅引發了硅谷投資者的焦慮，更直接動搖了管理層對開源路徑的信心。 這場技術挫敗引發了Meta內部的人事大地震。隨之而來的是封閉。Meta宣布成立「超智能實驗室」，並計劃在三年內豪擲六千億美元。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其代號為「Avocado」的新項目——這個計劃於二零二六年春季推出的閉源模型，在其底層技術構建中借鑑了來自中國阿里巴巴等企業的技術成果，但在最終產品上卻對外完全封閉。 至此，Meta從昔日的開源布道者，徹底轉身為一個築牆者。扎克伯格曾經宣稱的「開放讓世界更美好」，在巨大的研發成本與商業利益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標誌著西方主流科技界正試圖通過資本壁壘，將最先進的AI能力圈禁在少數巨頭圍起來的「高牆花園」之內。 當西方巨頭忙於關門閉戶時，中國卻敞開了大門。二零二五年，中國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全球開源AI的唯一超級引擎。 在二零二五年全球公開發布的三千七百五十五個大型語言模型中，近四成來自中國。在被譽為AI開發者聖地的Hugging Face社區，中國模型頻頻霸榜。但比數量更重要的是「可及性」的革命。 長久以來，頂級AI模型的訓練被視為一場只有億萬富翁才能參與的遊戲。OpenAI和谷歌的每一次模型迭代，都伴隨著數以億計美元的資金燃燒。 然而，中國的DeepSeek-V3打破了這個神話。通過獨特的算法架構和工程優化，DeepSeek將訓練成本壓縮至五百五十萬美元——這僅是西方同類模型成本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這意味著AI不再是科技巨頭的專利。一家位於東南亞的初創公司、一所非洲的大學實驗室，或者一個歐洲的中小企業，現在都有能力利用這些來自中國的高性能開源模型，構建自己的應用。中國不僅在輸出技術，更是在輸出「技術平權」。阿里巴巴的Qwen家族衍生出超過十萬個模型，形成了一個比Meta更具活力的全球生態系統，這正是這種平權運動的最佳註腳。 如果AI技術繼續沿著閉源的道路發展，未來將由少數幾家美國公司壟斷。它們將掌握定價權，決定誰可以使用最先進的智能，誰被排除在外。中國開源力量的崛起為全球中小企業提供了一條救生索。對於全球絕大多數缺乏巨額資本的創新者來說，中國的開源模型是他們對抗巨頭壟斷的唯一武器。 在二零二五年的地緣政治環境下，依賴美國的閉源模型充滿了風險。由於出口管制和外交政策，OpenAI等公司的服務在超過二十個國家無法使用，甚至隨時可能對特定地區「斷供」。 對於歐洲、東南亞以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直接採用美國閉源AI無異於將自己的數字命脈交由他人掌控。而開源模型允許使用者將代碼下載到本地服務器運行，無需將敏感數據傳輸到美國，也不受外國長臂管轄的限制。正如歐洲正試圖尋找中美之外的「第三條路」，中國提供的開源工具，恰恰成為了各國實現「AI主權」與戰略獨立的基石。 站在二零二五年的歲末，AI業界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未來願景。一方是資本密集的美國科技巨頭，它們試圖利用領先的資金和基礎設施，建立起高不可攀的專利圍牆，將AI變成一種昂貴的租賃服務，以維持其技術霸權與超額利潤。而另一方是蓬勃發展的中國開源力量，它們通過技術創新極致地降低成本和門檻，像修路一樣將AI基礎建設鋪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讓技術的紅利能夠被更廣泛的人群所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