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香港實驗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行政總監，從事舞台導演、編劇、多媒體科技藝術、空間建築設計和文化政治評論。香港一帶一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聯合召集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香港發展策略研究所成員。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mathias.woo

大埔火災這場悲劇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香港管治模式中一個根深蒂固的特色：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在社會重大事件中幾乎從不需要問責。這種現象非一日之寒，而是植根於香港獨特的歷史制度脈絡之中——政治問責制與公務員制度分工模糊，立法會監督乏力，加上「程序公義」異化為官僚護身符，共同塑造了一種「只做判官，不為父母官」的管治文化。 香港的管治模式形成於殖民時期，並在回歸後延續其核心特徵。最大特色在於「行政主導」體制下，公務員系統長期扮演管治核心角色，這種分工源於歷史遺留：英國殖民政府為確保管治穩定，建立了一支行政高效的公務員隊伍，強調程序與規則，卻避免將政策失誤與個人責任掛勾。回歸後，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引入了主要官員問責制（又稱高官問責制），旨在讓政治任命官員承擔責任，但實際運作中，問責制與公務員制度的分工始終模糊不清，存在結構性矛盾。問責制官員負責制定政策方向，而常任公務員則負責執行。然而，當政策失誤或危機發生時，官員往往以「遵循程序」為由不用問責，而公務員則躲在程序正確的盾牌後，這種分工實質上創造了責任灰色地帶：結果，無人需要為失敗負責。 立法會的監督功能受限，無法有效推動問責。香港立法會雖有質詢和調查權，立法會的問責多流於形式上的辯論，缺乏實質制裁力。儘管有多宗重大事故（如鉛水事件、高鐵工程延誤），立法會調查報告雖指出問題，卻極少導致官員下台或受罰。這種制度設計使得官員缺乏外在壓力，習慣了「永不犯錯」的思維。 司法覆核雖可糾正行政失當，但僅限於法律層面，難以觸及政治問責。公眾常透過司法途徑挑戰政府決定，但這過程漫長且側重程序合法性，而非政策效果或道德責任。管治模式在制度上默許了「官員不問責」的文化，為今日的困局埋下伏筆。 在問責缺失的環境下，香港公務員體系逐漸培育出一種獨特的官僚思想：將「程序公義」奉為圭臬，卻忽視實質結果與社會責任。這種思想本源自良好意圖——確保決策公平、透明，避免任意妄為。但經過多年演變，尤其在香港政治環境中，反對派以程序瑕疵挑戰政府，導致公務員過度聚焦於「程序正確」，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只要程序走完，文件齊備，即使政策失敗或危機爆發，個人也能免責。 這種「程序公義」異化為形式主義，進而演變為系統性僵化。僵化並非指有意識的玩弄權力，而是一種制度性惰性與抽離意識：公務員「只管而不理」，只關注流程是否完備，而非問題是否解決。例如，在城市規劃或安全監管中，官員可能嚴格按照條例審批文件，卻忽略實地巡查或風險評估，因為條例未明確要求。當災難發生，他們便搬出「程序已遵守」作為擋箭牌，將責任推給業主或「害群之馬」。這種思維使公務員研究能力低下，缺乏主動解決問題的動力，專注於「處理情緒」即安撫公眾不滿，而非「處理現實」即根治社會弊病。 大埔火災正是典型案例。火災後，政府迅速啟動調查，強調將檢視消防條例、樓宇安全等程序。然而，公眾記憶猶新：過去多年，類似舊區火災頻發，調查報告總是指出同樣問題（如違規建築、消防設施不足），卻極少見官員為監管不力負責。官員在鏡頭前表現痛心，承諾改善，但問責層面始終模糊。這種模式重複上演，強化了一種認知：在香港，官員是「判官」，只負責裁決程序對錯，而非「父母官」需承擔照顧社會之責。久而久之，公務員體系習慣了這種免責文化，創新與承擔精神萎縮，整體管治效能停滯。 大埔火災的悲劇，具體展現了香港管治模式中問責缺失的運作邏輯。火災發生後，社會輿論要求追究責任，矛頭指向政府監管部門。然而，從官方回應可見，責任被迅速分散：消防處強調救援符合程序，屋宇署指出樓宇違規屬業主責任，地區民政事務處則稱已提供支援。高層官員如局長或司長雖表示關注，但無一表示會為事件負政治責任。 在許多國家，地方政府或區級官員需對轄區內重大事故負責，例如廣州上海市長或區長可能因安全管理失職而下台。但在香港，地區行政權力薄弱，區議會僅具諮詢功能，無實質管治權。大埔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社區，安全監管責任分散於多個部門（消防、屋宇、民政），卻無一位高級公務員或官員需負上最終責任。 香港的管治模式已到必須調整的關口，改革應從制度與文化雙管齊下，強化政治問責制與地區行政責任。香港需明確政治任命官員的問責標準，將其與政策效果掛勾，而非僅程序合規。應賦予地區行政實權，參考中國內地或海外經驗，設立區長職位，由高級公務員或政治任命官員擔任，統籌地區事務並對事故負責。以大埔為例，若該區有實權區長，火災預防與應對便有了明確責任人，公眾監督也更聚焦。改革公務員文化，從「程序導向」轉為「結果導向」。政府應在培訓與晉升機制中，獎勵主動解決問題、承擔風險的公務員，而非僅獎勵程序遵守者。加強公務員的研究與應變能力培訓，扭轉「只管不理」的習性，培養一批具備「父母官」意識的治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