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前總編程益中與《華西都市報》創辦人席文舉對談，討論傳媒報業如何面對AI，兩位中國都市報領軍人認為報紙消亡不可怕，新聞消亡才可怕。
在Openclaw掀起又一輪AI熱潮的當下，一場關於新聞媒體何去何從的討論在深圳展開。 「報紙消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新聞的消亡，是真相的消亡，這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問題。」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新聞自由獎」得獎人程益中在「南友圈二零二六合夥人大會」講道，與他對談的是有「中國都市報之父」之稱、《華西都市報》創辦人席文舉。 一個是中國都市報開山之人，一個是把中國都市報推上巔峰之人，兩人在傳統媒體面臨嚴峻挑戰的當下來尋求媒體出路和新聞發展方向，這是中國新聞傳播業不多見的場面。 對談中，年逾八旬的席文舉思路清晰，他認為中國缺少批判性思維，不注重邏輯，這也影響了中國新聞傳播的方法論。他說，《華西都市報》的成功就是方法論的成功，首先是批判性思維的成功。 席文舉的批判性思維來自於他的數學專業基礎，他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數學系，後進入媒體系統，長期在《四川日報》工作，曾任副總編輯。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他主導創辦了中國首張以「都市報」命名的報紙：《華西都市報》，並擔任首任總編輯。這份報紙開創了中國報業市場化、市民化辦報的先河，迅速引發全國「都市報現象」，帶動了上百家都市類報紙的興起與報業格局的深刻變革。 作為後起之秀的《南方都市報》在世紀之交迅速崛起，與程益中等人的辦報理念密切相關。程益中發言表示，當時的黨報、晚報乃至已市場化的報紙，它們有一個共通之處：大多還是喉舌性質，站在官方立場去輸出資訊和觀點。「我想改變這一點，我要站在民間的立場，站在所有不掌權的人的立場，去反映真實發生的事件，發出無權力者的聲音，這就是我要辦不一樣的報紙的核心原因，我後來總結就是『做無權者的代言人，不掌權者的代言人』。」程益中說。 新聞與真相不死 對於「報紙已死」的觀點，程益中認為，報紙消亡不等於新聞和真相的死亡。他說：「我現在也還天天看《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的用戶端內容，只是不看紙質版而已，介質變化本身一點都不可怕，沒必要過度焦慮。現在中國真正可怕的是什麼？是新聞消失了，真相消失了，有價值的資訊消失了，大量垃圾資訊填滿了受眾所有的時間，把有價值內容的生存空間全擠沒了。我一直說，與其花精力思考怎麼拯救報紙，不如把精力放在怎麼拯救新聞、拯救真相、拯救有價值內容上，這個方向才更有價值。」 在程益中主持《南方都市報》時期（尤其是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南方都市報》以「主流媒體、另類表達」為定位，語言犀利、視角平民、深度報道強勢，發行量從幾十萬飆升到全國領先（日均超百萬份），廣告收入也躍居全國前列。它成為中國媒體改革的標誌性樣本，影響輻射全國，催生大量模仿者，被譽為「中國最牛都市報」。 程益中把《南方都市報》從一份地方都市類報紙，帶到中國都市報的巔峰。巔峰的直接推手是二零零三年的兩大標誌性報道：SARS疫情和孫志剛事件。這些報道讓《南方都市報》聲譽達到頂峰，但也徹底得罪了當時廣東地方高層，他們視之為「政治不正確」、損害地方形象。 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起，當局以「經濟問題」為由展開調查，抓捕了報社高層，程益中被關押近半年。 二零零四年，《亞洲週刊》以《廣州媒體的冬天》為封面專題，獨家調查報道《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總經理喻華峰被誣陷案，成為推動程益中被釋放的力量之一。《亞洲週刊》這篇報道也因此獲得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亞洲卓越新聞獎」。 二零零五年四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程益中「世界新聞自由獎」（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表彰他「為中國新聞自由和政治文明進步付出了慘重代價」，是該獎設立以來第二次頒給中國大陸記者（首次是二零零三年蔣彥永）。此後，程益中淡出主流媒體，曾任《體育畫報》執行出版人、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等職。近年程益中移居美國，這次回國探親順便參加深圳南友圈活動，才有與席文舉對談的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