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有兩大特點或不足：其一，普遍重視純粹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西田幾多郎、和辻哲郎、丸山真男等具有系統性理論建構的學者，而對以文學、藝術或社會實踐為載體表達思想的人物關注相對不足。其二，相較前現代、明治維新、大正民主等時期，對戰時到戰後思想轉型期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間，許多重要思潮與論爭尚未得到充分梳理。在這一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昇遠的《帝國的幽靈：日本知識人的戰時與戰敗》（以下簡稱為《帝國的幽靈》）聚焦日本「一般知識人」在二戰及戰後初期的思想軌跡與精神抉擇，可謂一部及時彌補以上缺憾的思想史力作。
所謂「一般知識人」，指的便是一般文學家、藝術家、評論家、媒體人，他們更能代表知識階層的平均水準、普遍認知和一般氛圍。《帝國的幽靈》通過日記、隨筆、小說、報刊言論等私密或半私密文本，細緻追蹤演員岡田嘉子、作家永井荷風、尾崎士郎、火野葦平、吉野源三郎、鶴見俊輔、中井英夫、渡邊一夫等人的生命片斷，呈現他們在「極端語境」中的迎合、妥協、沉默、轉向與抵抗，從而拼合出一幅昭和精神史的「灰色地圖」。
《帝國的幽靈》把戰爭視為「反應裝置」，把戰敗視為「認知裝置」，在「戰時—戰敗」雙重焦距中考察知識人如何被時代洪流捲入，又如何以文字或行動回應日本帝國的暴力。一方面，他們面臨軍部「文學報國」政策與書刊審查制度的高壓，多數人在生活困頓、舉國狂熱的氛圍中逐漸放棄原有立場，主動為軍國主義製造輿論，形成集體性的「轉向」現象。另一方面，少數知識人仍以離群索居、隱晦諷喻、私下日記或翻譯人文經典的方式，保持精神上的不合作，他們的沉默與微光構成了戰時日本罕見的抵抗譜系。
作者以「群像敘事」取代宏闊結論，用「灰色地帶」解構忠奸二分，旨在提示：戰爭不僅發生在戰場，也在人的內心與記憶之中延續；知識人的每一次妥協與對抗，都是衡量社會道德高度的敏感標尺；唯有直面歷史裂縫中的個體掙扎，才能在記憶的灰燼中照見今日的責任、選擇與抵抗，防止悲劇重現。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帝國的幽靈》不乏對西方學術和中國現代思想資源的靈活徵用。例如，作者以布拉特的記憶理論和帕特里克．格里的「歷史學是過去的看門狗」作為解釋戰爭體驗和記憶的理論抓手，又將魯迅的本質主義批判嵌入到對日本人論意識形態的微觀分析，使得粗暴的外國認知的純化機制在文本細節中顯影。他重新闡釋作家永井荷風日記與思想家鶴見俊輔「方法」論的抵抗潛能，將「沉默」與「隱遁」從道德評價上升為文化政治策略，為東亞語境下的「弱者的反話語」提供了新參照。
此外，作為一本具有個人風格的學術隨筆集，《帝國的幽靈》的價值還在於，以靈動的文體把艱深的戰爭責任論題轉譯為可感、可辯、可繼續對話的公共話語。作者雖廣泛徵引阿倫特、福柯、雅斯貝斯、薩義德等西方批判傳統，卻避免僵硬的理論推演，而讓這些概念像「思想暗流」般潛伏於文本細讀與人物速寫之間——永井荷風的「潔癖」、鶴見俊輔的「哲學」、小熊英二的「方法」被賦予可觸的道德溫度，理論遂成為透視人格裂痕的折射鏡，而非自我運轉的學術裝置。此種寫作策略既保留了思想銳度，又延續了隨筆特有的「隨興而議」的呼吸感，對普通讀書界而言，是一次把戰爭研究「公共化」的成功實驗。
在史料與當下間往返
作者雖大量使用日記、報刊、審查檔案，但也有意保留「探訪者」的第一人稱痕跡，形成了學者與材料互動的元敘事。這種「在場」筆法使得本書與學院派常見的「隱身敘事」拉開距離，反而向「世俗批評」或「追憶型史論」靠攏——知識生產被重新嵌入情感、身體與空間，讀者得以追隨作者的目光，在「史料」與「當下」之間往返凝視。由此，戰爭責任不再是過去的抽象論題，而是變成了跨時空的倫理追問。 ▇
（本文作者譚仁岸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