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特朗普二度執政即將滿一年，標誌著美國後冷戰時代全球主義外交的徹底終結，美國已放棄以民主推廣為核心的理想主義，轉向一條「務實優先」的戰略路徑。在他主導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正經歷從自由國際主義向保守民族主義的深刻且系統性的轉型。這一轉變不僅體現在紙面政策上，更深刻貫穿於行政行動、立法議程與國內政治動態的每一個環節。其本質是美國對外戰略週期進入一個以內顧、收縮和身份鞏固為特徵的新階段，而驅動這一巨變的核心意識形態引擎與最終歸宿，正是民族主義。 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運動，其核心目標可追溯至「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背後的深層訴求——強化一種以特定族群和文化為主體的「美國身份」。這一議程有著明確且緊迫的人口結構危機作為背景，已在白人中下階層中引發強烈的「族群地位焦慮」。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直接瞄準並強化了這種焦慮。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強化邊境物理隔離、永久性調整移民配額政策，一系列舉措旨在對人口流入進行嚴厲管控。其公開發表的諸如移民「污染美國基因」等爭議性言論雖引發廣泛批評，卻精準地呼應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某些遺緒，構建了一套強調「血統純潔」與文化傳承的民族主義敘事。研究表明，此類修辭能有效動員那些感到被全球化進程拋棄的特定族群選民。這不僅是一種短期的民粹動員工具，更被系統性地嵌入國家安全框架，將人口結構與文化認同的「維穩」，提升至關乎國家存續的核心威脅層面。 在經濟領域，民族主義同樣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具體表現為以「對等關稅」為核心的保護主義政策體系，對數十年全球化浪潮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的直接反動。標誌性立法「大而美法案」的核心是史無前例的減稅方案，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政府能夠通過高關稅等手段實現增收。政策支持者辯稱，短期陣痛換來的是戰略供應鏈的脫鉤與回流，增強了經濟的長期「韌性」與安全。這凸顯了一種「選擇性全球化」模式：對所謂盟友保持有限開放，而對戰略競爭者則築起高牆。從更深層看，此舉旨在逆轉美國在全球化分工中可能滑向的「半邊陲化」趨勢，但其代價是可能加劇國內不同階層與族群間的經濟不平等。 行政命令衝擊三權分立 民族主義議程的推進，伴隨著對美國國內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深刻衝擊與重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行政權力通過簽署數量空前的行政令得到極大擴張，這種「行政命令治國」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國會的立法審議與制衡，嚴重侵蝕了美國憲政基石之一的三權分立原則。 國際觀察機構的民主評估指數顯示，美國的民主評分近年來持續下滑，已從「完全民主」降級為「有缺陷民主」。這一退化強化了行政權力的集中，削弱了國會與社會的監督效能，為強勢民族主義政策的推行掃清了制度性障礙。國內政治的變革，實質上是為民族主義議程打造一個更少掣肘、更高效的執行體系。 與在全球其他地區的戰略收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其「後院」的西半球表現出異常積極甚至進攻性的姿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首次將西半球置於地區優先地位，並明確提出了「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這一框架旨在通過軍事部署、經濟聯盟和外交施壓等多重手段，打擊非法移民與毒品販運，並遏制其他全球性大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擴張。 更為激進的是，美國防部門官員公開承認，已制定包括武力奪取關鍵戰略地點在內的應急計劃，這無異於以現代形式重新詮釋了十九世紀的門羅主義，即視西半球為不容外部勢力干涉、且美國有權採取一切手段維護其主導地位的勢力範圍。這一戰略聚焦的轉變標誌著美國全球布局的重大調整：降低在遙遠地區的戰略投入，轉而將資源集中於確保周邊絕對安全與控制，構建一個穩固的「後院堡壘」。 綜觀其安全、經濟、內政與區域戰略的全面轉向，一條清晰的主線貫穿其中：冷戰後旨在塑造全球秩序的自由霸權擴張模式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國內身份政治鞏固與經濟安全為核心、以周邊區域絕對主導為依託的「收縮型競爭」態勢。在此宏大框架下，民粹主義僅是動員大眾的政治話語與策略工具，而其政策內容的實質、制度變革的方向與戰略目標的設定，無一不深深烙上民族主義的印記。 固化「民族」共同體 這種民族主義融合了族群人口憂慮、經濟保護主義、主權絕對至上與對傳統文化價值的排他性堅守，它力圖在內部構建一個更加同質化、更具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在外部則劃定清晰的利益邊界，不惜採取單邊與對抗手段加以維護。一個奉行「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堡壘正在被精心構築，它對外進行選擇性與防禦性的擴張，對內則致力於強化一種單一的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不僅僅是美國這一屆政府的政策選擇，而可能固化為美國長期的戰略慣性與政治文化基因。因此，民族主義並特朗普其政治旅程中的臨時驛站，而是其發動變革所依憑的思想底色與最終希望抵達的秩序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