禤駿遠，Ian Huen，企業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著有《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及《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新作《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電郵：[email protected]
在紅海行動期間，美軍航母「杜魯門號」在執行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任務時，一架價值約六千萬美元的F/A-18E「超級大黃蜂」戰鬥機落入海中。其後，胡塞武裝宣稱曾在紅海地區對美軍航艦發動無人機與導彈攻擊。儘管美國軍方回應稱，「杜魯門號」及其打擊群在任務執行與戰備狀態上並未受到實質影響，但我們或許正在見證一場屬於AI時代的軍事模式轉變。 十九世紀末，美國海軍思想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以其海權理論奠定了現代海軍戰略的基石。他主張，國家力量取決於是否能掌控海洋通道，並透過集中而強大的艦隊，在決定性會戰中摧毀敵方海軍，從而取得制海權、保障貿易與海外利益。這套理論在二十世紀深刻影響了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建軍方向：大型主力艦、航母戰鬥群、海外基地網絡，構成了海權投射的核心。 進入二十一世紀，無人機與精準打擊技術的迅速擴散，正使這套以集中力量與高價值平台為中心的理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馬漢海權論建立在幾個前提之上，其一，海戰的勝負取決於艦隊之間的正面對決；其二，主力艦是不可替代的權力載體；其三，制海權是一種可被長期、穩定掌握的狀態。正是在這樣的假設下，昂貴而龐大的艦隊被視為國力的象徵。然而，近年來無人機的出現與發展，正在動搖這些前提。低成本、可大量部署、可遠端操控甚至自主運作的系統，使海上衝突不再必然走向艦隊決戰，而更可能演變為分散、持續、非對稱的消耗戰。 低成本衝擊高價值 過去，挑戰制海權意味著必須建立與對手相當的艦隊；如今，岸基飛彈與海空無人系統的結合，已足以讓強權海軍承擔難以忽視的風險。制海權不再取決於誰的艦艇更多、更大，而在於誰能讓對方不敢靠近。航空母艦與大型水面艦長期被視為海權的象徵，但在無人機與精準武器普及後，這些高價值平台的集中部署反而成為致命弱點。一次低成本攻擊，便可能造成數十億美元的戰略與政治衝擊，迫使海軍重新思考「集中兵力」的代價。與此同時，海戰正從艦艇對艦艇的對抗，轉向感測、通訊與火力網絡的系統競爭。分散、協同、持續施壓，逐漸取代一次決勝的艦隊會戰，這也意味著，馬漢式的海權想像，正在被一種更流動、低烈度卻更難控制的戰爭形態所取代。 無獨有偶，青銅時代晚期的「海上人」提供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對照。在西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紀，東地中海秩序由赫梯帝國、新王國埃及、邁錫尼文明及其周邊王權國家主導。這些政權普遍仰賴成本高昂、後勤複雜的戰車體系維持軍事優勢，並建立在宮殿經濟、青銅原料長距離貿易與專業工匠網絡之上；而海上人則以機動性強、後勤負擔低的步兵編組與海上突襲，對這套高度制度化的軍事與經濟結構形成不對稱打擊。在貿易中斷、氣候惡化與內部政治動盪交織的背景下，戰車體系的結構性脆弱被迅速放大，原本象徵王權與軍事精英的作戰形式反而成為沉重負擔，最終推動整個青銅時代地中海世界走向崩潰。 航母地位正被重新定義 正如戰車並非因為「不好用」而消失，而是因為其所依賴的社會、經濟與後勤體系無法承受衝擊，航母與大型艦隊也未必會立刻退場，但其戰略地位正在被重新定義。無人機並不是單純「更便宜的武器」，而是一種迫使整個軍事與經濟結構重組的技術力量。當高價值平台需要越來越多資源來防護自身時，其對外投射能力反而可能被削弱。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馬漢海權論已經過時。確保海上通道、保護貿易、影響全球秩序，仍然是大國競爭的核心目標。真正發生變化的，是達成這些目標的方式。制海權正在從「永久佔領」轉向「情境性控制」：在特定時間、特定空間內，確保己方行動自由，同時限制對手。這種更為流動的制海權概念，與無人機所促成的分散、彈性作戰高度契合。 此外，無人化戰爭還改變了政治風險的計算。無人系統降低了人員傷亡，可能使決策者更容易動用武力，從而增加低烈度衝突的頻率。這種「風險外包」的效果讓海上摩擦更常態化，也使危機管理變得更加複雜。當衝突不再以一場決戰作為終點，而是以持續的灰色對抗呈現，傳統的威懾與升高控制機制便需要重新設計。從更宏觀的角度看，無人機、馬漢海權論與海上人的故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問題：軍事優勢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嵌入於特定的技術、經濟與社會結構之中。當這些結構發生變化，曾經理所當然的優勢可能迅速轉化為負擔。理解這一點，對於當代海權國家尤為重要。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是否「拋棄」航母或艦隊，而在於如何避免被自身的成功經驗所束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