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排外政策」矯枉過正、自視過高，實施之後提高了外國人居留和入籍日本的門檻，中韓首當其衝，引起反彈。
日本高市內閣近期密集推動外國人居留入籍政策改革，不僅是一次法律準則的修訂，更是日本的國家戰略從「勞動力補充」轉向「極端排他性篩選」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一‧高市內閣的「排外組合拳」
這場改革由首相高市早苗領軍、外國人政策擔當大臣小野田紀美全力推動，本質上是在對大部分居日外國人關閉長住大門。在日本的外國人在日本工作一段指定時間後，可以選擇申請略為方便的「永住」權（永久居留權），以及條件更為苛刻的「轉入日本國籍」。打算長期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選擇前者居多，而選擇後者的較少，二零二五年全年只有九千二百多人申請轉入日本籍，中國人申請者最多，佔總數的三分之一。
根據八月公布的「永住許可指南」修訂案，日本當局決定大幅提高永住權的門檻。日本法務省不再模糊要求申請者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能力，而是明確要求申請者的年收入必須「高於日本家庭平均水準」。更苛刻的是，永住申請者必須擁有能「連續繳納厚生年金三十年」的年金預期水準。這意味著，如果申請者不是從二十幾歲就開始在日本大型企業穩步爬升，或者中途有過任何轉職空窗期，這「連續繳納三十年」的預期幾乎是天方夜譚。
其次，日本大幅增加行政手續費，如同「洗劫」，暴漲幅度令人瞠目。日本政府計劃將永住申請的手續費從現行的數千日圓，直接飆升二十倍至二十萬日圓（約一千二百五十美元），這在國際移民市場上是極為罕見且具有明顯懲罰性的。這種做法釋放了一個尖銳的信號：日本不歡迎普通且低技術勞工，日本只要「高淨值」的錢袋子和真正需求的人才。
其三，除了永住外，入籍條件的收緊也切斷了外國申請者的另一條出路。高市政府已將日本國籍取得所需的居住期間，從日本就職「五年以上」，大幅延長至「十年以上」。這對在日本大學畢業的留學生，以及已在日企工作的外國人士來說，長達十年的等待是十分大的困難。
二．尖銳質疑：這場改革是否「劍指中國」？
雖然這次日本當局的修訂案在文字上未點名任何國籍，但從前述的數據而言，背後的邏輯與當前的政治氣候無疑是精準打擊在日的中國、韓國群體，其次是居日人數日益增多的東南亞、南亞群體。
截至二零二五年底，在日外國人數已突破四百一十二萬人，創歷史新高。中、韓作為其中最大的組成部分，自然在這次日政府「量化管理」（控制外國人比率）上首當其衝。這種管理模式本質上就是為了防止特定國籍人口「過度集中」，帶有強烈族群防備心理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策以「國家利益」為由，高調展示隨意裁量權。此次修訂案將永住條件中申請者的條件從籠統的「符合國家利益」，細化為（申請者）須為「積極且具體地為日本帶來利益」的人士。
在當前日本與中、韓關係高度敏感的背景下，行政部門變相擁有巨大的解釋權，按情況何謂「積極具體」。對於原中、韓國籍申請者而言，無論是科技研發背景、與母國的資金往來，以及是否曾有反日言論，都可能在「國家利益」的篩選器下，視為日本的潛在威脅。
然而，從日本國內政治氣氛而言，現時日本與中韓的外交關係，以及日本國內媒體長期渲染「反中、反韓」的輿論下，這次出台的新政策反而迎合了國內保守勢力，為高市贏得一定的掌聲，更有右派輿論稱讚高市「敢作敢為」。事實上，近年來日本保守派網民和社交媒體積極在各大平台煽動排外情緒，刻意放大部分外國人（特別是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拉美籍）領取生活保護、犯罪或拖欠稅費的消息。
對高市內閣而言，只要順手牽羊地將這種不滿轉化為「加強管理」的民意基礎，加上普遍在野政黨為了選票，不敢損害選民利益，除了在採訪部分上微言幾句，不會真有積極的反抗意見。自民黨內人士甚至揚言，外國人激增會引發社會不安，加深排外情緒，暗示這次政策是一種「防微杜漸」的先見之明。
三．並非即時影響
這場改革對於廣大中國留學生和職場新人來說，無異於一場「階級驅逐」。首先是起薪與「平均年收」的脫節，絕大多數外國人留學生在畢業初期的年薪很難達到「日本家庭平均水準」（二零二五年時約為五百三十六萬至四百一十萬日圓，折合約三萬三千至二萬五千美元）。新制要求的年收入門檻，實際上是將普通藍領、技術人員和基層工作者擋在永住大門之外。
其次，日本政府正調整「高額療養費制度」，提高月額上限負擔。這意味著在日工作者的生活成本不斷上升，醫療與養老負擔勢必增加，加上現在永住權又要求三十年的年金繳納紀錄。在「支出增加、門檻提高」的雙重擠壓下，外國工作者不僅要在經濟上貢獻日本（且不能成為公共負擔），還要在身份上接受長達三十年的「忠誠測試」。
再者，歸化期限的延長（從五年變十年）將導致人才流失。許多年輕人才願意留在日本，是看中其相對穩定的身份取得路徑。如今時間翻倍，又要繳納昂貴的手續費，均讓外國人才開始思考同樣的精力，是否應該投向對外國人更友好的韓國、新加坡或歐美市場，或者回國。
話雖如此，據日本法務省的數據，自二零一零年代以來，畢業後留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留學生累年增加，平均已達每年三萬多人，只佔在日留學生總數的百分之八。同時，只有不足四成的外國人留學生在畢業後，成功在日本找到正規工作；且過半數是屬於中小企業的工作崗位。這反映外國人留學生在日本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尚有不足，或者說日本企業並不積極招聘外國人學生，對日本人就業行情帶來的影響也有限。因此，日本政府的新政策對大部分打算留在日本就業的外國人而言，即時打擊未必十分大。
四．「割裂」未來
雖然法務大臣平口洋強調新政策是為了確保居日外國人「不成為公共負擔」，但實質上該政策已將外國人視為日本財政「潛在的寄生蟲」，而非「社會建設者和貢獻者」。這種政策雖能在短期內安撫國內的排外民意、提高保守選民的支持率，但長期看來卻是經濟與國力的慢性自殺。日本正面臨嚴重的勞動人口減少問題，正與韓國等鄰國競爭全球人才。高市內閣一方面高喊要保護知識產權、應對ＡＩ惡用等高端課題，另一方面卻在入境政策上展現出極端保守、甚至明顯歧視性的姿態。
對於原本打算在日本就業或長住的外國人而言，日本的魅力正因此新政而逐漸消退。如果日本政府繼續將「保護國家利益」與「限制外國人長留」畫上等號，那麼最終的結果或將使優秀的人才不再前來日本，而留在日本的人心灰意冷。這種「傲慢選才」的姿態最終將導致日本成為一個「不被全球人才選擇」的凋零之地。
誠然，高市內閣這場改革與歐美近年的人才政策相似，打出「保障國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旗幟，但又想吸引世界高端人才主動「奔赴」日本。這種食相雖有點難看，但放眼先進國家卻比比皆是。問題是，究竟如今日本是否仍能提供高於潮流文化和觀光旅遊之上的吸引力，讓高端人才甘心「歸附」；換言之，日本是否高估自己的魅力，也是這次新政策的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