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逝世，美國輿論傳出前總統克林頓對推動中國加入WTO感到「後悔」的言論，說這導致中國崛起成為今日威脅美國的超級大國。傳言無論真假，但這種敘事是對全球化開放本質的嚴重誤讀。恰恰是朱鎔基開放思維，讓中美在全球化系統找到第二個春天。美國汽車業、零售業、服務業在中國賺到盆滿缽滿，讓美國成為創新先鋒，也推動中國人才和價值體系與全球連結，重回盛唐時代風華，引發今日創新澎湃的時代。
朱鎔基推動中國入世，讓美國跨國企業可以長驅直入，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挽救瀕臨絕境的美國汽車業，起死回生。當時福特、通用、克萊斯勒等三大車企在日本車企衝擊下，處境困難，再加上美國工會壓力，基本上都在虧本；就只有進入中國市場，才可以讓美國車企找到第二個春天。美國零售業沃爾瑪、山姆店、好市多等巨頭、飲料業的可口可樂、星巴克，都在中國遍地開花，賺得盆滿缽滿。美國的保險業AIA、會計事務所、法律事務所，也在中國找到龐大市場，用國際規範推動中國進入全球化的軌跡，互利互惠。美國的電腦業，從IBM到戴爾到德州儀器，都在中國發現自己生命的輝煌。蘋果手機、特斯拉電動車，全靠中國的工廠和市場，才能成就自己的高光時刻。
這讓美國與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相互激盪，讓美國長期處於開放與創新先鋒位置。馬斯克、黃仁勳等外國移民得以在美國大放異彩，成就美國前所未見的創新力量，壓倒歐洲，成為全球創意領頭羊。
若當年美國關起門來拒絕中國入世，不僅經濟規模會被壓縮，人才吸納也會受限。關起門來做皇帝，終將像日本與歐洲部分國家那樣，自我感覺良好，卻逐漸欠缺創新的新鮮血液，終於走向衰敗。
中國「性價比」奇高的商品進入美國市場，也使美國物價長期處於低水平，降低通脹，克林頓時期經濟空前繁榮，直到特朗普狂加關稅後，美國才開始百物騰貴。
那些「事後諸葛」的「克林頓們」應該了解，WTO的開放從來不是單向施捨，而是雙向的制度競爭與人才流動。中國從來都不想和美國爭奪霸權，只是建設好自己的國家，為人類命運作出承擔。
中國加入WTO，不僅是經濟變革，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融合的創新，更實現教育與人才結構的創新。對外開放使中國人力資源真正走向全球化：世界各地都有中國留學生、企業家與工程師。中國不僅加入經濟上的世貿組織，也在人力資源、教育人才結構與信息結構上進入全球化體系。
這讓中國重新回到盛唐時期與全球萬邦連結的狀態——打破封閉自大的系統，擺脫馬列毛教條思想的束縛，一切實事求是，重視具體績效。全球所有的價值觀和知識，都融進中國新一代的知識體系中。從流行文化到殿堂級的學術，從美國歐洲的西方主流、到日本韓國到第三世界，中國人都善於吸收，消化，創造，形成一股空前的創新的井噴現象。
如今中國的全球專利登記﹑中國論文的發表，是全球之冠。中國出口從「老三樣」的服裝、家具、家電到「新三樣」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再到「新新三樣」的無人機、創新藥、機器人，都展現中國澎湃的創新力量，不斷更新迭代，推陳出新。
中國在內政上敢於直面短板：治安不靖、環保敗壞、醫療資源不均、戶籍制度不公平等問題，在朱鎔基離職後的二十餘年間大幅變革。尤其治安與環保領域，中國實現了顯著逆襲，高居世界前列。教育的普及與開放，更造就了中國的人才紅利。在各領域人才輩出，特別是工程師紅利，使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基建系統，並在人工智能領域突飛猛進，與美國並駕齊驅。
朱鎔基政策的核心，在於落實自我糾錯功能與長期主義，而這正是美國「選舉政治」的短板，美國政客大多短視，只操作短期利益，卻沒有當年羅斯福總統高舉「新政」的長遠眼光，也沒有艾森豪總統推動「洲際高速公路」時代的長期主義布局。
當年朱鎔基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面對國企冗員，他推行「抓大放小」；面對入世談判的巨大壓力，他選擇融入而非退縮。這些決策並非一帆風順，卻展現了把國家長遠利益置於短期民意之上的政治勇氣。正是這種自我糾錯與長期主義的結合，令今天的中國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
反觀美國，從克林頓到特朗普，骨子裏往往仍殘留權力的傲慢，以為對中國的開放是一種施捨，而非相互成就的機會。美國在冷戰勝利後，反而在內政上出現崩壞局面，吸毒致死、槍擊死亡和無家可歸者都飈到歷史新高，嚴重失控，成為國際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