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大國競爭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十九世紀爭的是土地與資源，二十世紀爭的是工業與軍事，全球化時代爭的是市場、貿易與資本；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後，競爭的核心正在迅速轉向芯片、算力、ＡＩ、先進製造與科技生態。 這是一場競爭規則的改變。過去的貿易戰，爭的是今天能拿到多少利益；今天的科技戰，爭的卻是十年、二十年後誰能掌握產業制高點。因此，中美競爭早已不能再用傳統的貿易逆差、關稅高低或市場佔有率來理解。真正決定未來國力的，正在從「賣多少東西」轉向「能不能創造下一代技術」。從這個角度看，中美貿易戰只是序幕，科技戰才是主戲。 一枚先進芯片、一套ＥＤＡ軟件、一台先進製程設備、一個大型ＡＩ模型，看似只是企業產品，背後卻牽涉國家的工業能力、軍事能力與未來生產力。 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對中國的科技限制，越來越集中在高階芯片、半導體設備、先進製程、ＡＩ算力及相關技術。其真正目的並不只是限制某一家企業，而是希望延緩中國在下一代科技產業形成完整競爭能力。 中國的回應也從過去追求市場與出口，逐漸轉向自主創新與供應鏈安全。從芯片、作業系統到ＡＩ模型，中國都在試圖降低對外部技術的依賴。 這場競爭的深層意義就在於：誰控制核心技術，誰就可能控制下一輪產業革命。 芯片是數位時代的工業基礎，而ＡＩ可能是下一輪生產力革命的總引擎。ＡＩ與一般科技最大的不同，在於它不是一個孤立產業，而是具有極強的「通用技術」特徵。一旦ＡＩ成熟，它將滲透製造、金融、醫療、教育、交通、能源乃至國防，重新定義大量工作的生產方式。 因此，ＡＩ競爭實際上是一場綜合國力競賽。美國的優勢仍然十分明顯：頂尖大學與科研機構、全球人才吸引力、領先的ＡＩ企業、先進ＧＰＵ與雲端運算生態，以及龐大的創投市場，使美國在ＡＩ底層技術與高階算力方面佔據重要優勢。 中國則擁有另一套強項：龐大的市場、完整的製造業體系、豐富的應用場景，以及政府與企業快速推動ＡＩ落地的能力，使中國在ＡＩ商業化與大規模應用方面具有相當競爭力。 美國未必能永遠保持技術代差，中國也不可能僅靠龐大市場就自動取得領先。雙方真正的較量，是誰能形成更有效率的「科研—人才—資本—企業—市場」循環。 貿易戰的損失通常可以計算，科技戰的代價卻很難衡量。一家企業少出口一萬台產品，損失可以計算；但一個國家如果在關鍵科技上落後十年，失去的可能是一整代產業。更重要的是，科技優勢具有累積效應。 掌握先進芯片，可以培養更強的ＡＩ；更強的ＡＩ，又能加速藥物研發、材料科學與製造業；更強的產業，又可以產生更多資本投入科研，科技優勢因此可能形成「正向循環」。這不是一年輸贏的問題，而可能決定一個國家未來數十年的產業位置。 全球化已從「效率優先」轉向「效率與安全並重」。過去企業追求最低成本，因此可以把一條供應鏈分散到十幾個國家；現在則必須考慮地緣政治、制裁風險與供應鏈中斷。因此，「去風險化」、「供應鏈韌性」與「友岸外包」逐漸成為新的經濟關鍵詞。 全球化因此沒有消失，而是由過去的高度融合，轉向更加多元、分散與具有戰略考量的全球化。世界未必重新回到完全封閉的兩個陣營，而更可能形成多個相互競爭、彼此依賴的科技與產業網絡。 未來中美科技競爭最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家企業推出了某一個模型，而是哪一方能建立更完整、更有生命力的科技生態。芯片需要設備、材料、設計、製造與人才；ＡＩ需要芯片、資料、演算法、模型、雲端與應用；先進製造又需要ＡＩ、機器人與能源共同支撐。因此，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競爭已從單點突破變成體系競爭。 如果兩套標準、兩套供應鏈、兩套技術生態完全對立，企業就必須付出更高成本，全球創新資源也可能因此被分割。所以，中美科技競爭必須存在某種「護欄」：核心安全領域可以競爭，但沒有必要把所有科技與經貿活動都政治化。 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是全球大國競爭最重要的結構性變化之一。未來世界真正的競爭，不只是ＧＤＰ高低，也不只是軍艦與飛彈數量，而是誰能掌握芯片、ＡＩ、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機器人與新能源等下一代技術。 中美競爭恐怕還會持續很長時間，也不太可能由一方輕易取得全面勝利。世界真正需要避免的不是競爭，而是把競爭變成全面對抗，把科技差異變成文明壁壘。競爭可以刺激創新，合作才能降低成本；安全需要防範風險，開放則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條件。 大國競爭的新賽道已經確定：芯片是基礎，ＡＩ是核心，科技生態是決勝點。誰能在這場長期競賽中持續創新、吸引人才、整合產業並建立開放而有韌性的生態系，誰就更有可能掌握下一個時代。這才是從貿易戰走向科技戰之後，真正決定國家興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