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成功訪問大陸，在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會談以及其他場合，將國民黨新的兩岸政策闡述甚明。其實，她並未提出新政策，只是將國民黨十年來曖昧不明的政策，以鮮明的立場和明確的語言表露出來。重點如下：
一．以「九二共識」再定位為政治基礎：首先，也是最關鍵的取態，在於重新詮釋九二共識的角色與內涵。過去數年，自二零一九年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來，九二共識逐漸被台灣社會視為與「統一」甚至「一國兩制」掛鉤，其彈性空間明顯壓縮，導致其在島內政治論述中逐步邊緣化。然而，此次鄭習會中，北京刻意淡化「一國兩制」與「統一」的直接表述，轉而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一家人」等較具包容性的語彙，使九二共識重新回到「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這顯示中共在策略上由「目的論」轉向「過程論」，也為國民黨重新操作九二共識提供了政治縫隙。
鄭麗文的策略在於：不放棄九二共識，但降低其終局壓力，將其轉化為「反對台獨」的最低政治基礎。這種「去終局化」處理，使九二共識不再是通往統一的單一路徑，而是維持和平互動的制度門檻。
二．以「中華民國」作為反獨論述核心：第二個取態，是將中華民國重新置於兩岸論述的核心位置。鄭麗文在會談中高調提及「民國一百一十五年」、「孫中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象徵性符號，並未遭到中方排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容受。
這一轉變具有高度象徵意義。過去，在兩岸互動中強調中華民國，往往被視為對抗或挑釁；但在當前語境下，強調中華民國反而成為「反台獨」的具體表述。其邏輯在於：既然反對台獨，就必須承認並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換言之，鄭麗文試圖建構一種新的政治敘事——「保衛中華民國即反對台獨」。這不僅為國民黨提供了與民進黨區隔的論述，也在兩岸之間建立了一種模糊但可運作的政治共識。
三．在美中之間尋求「雙軌平衡」：第三個取態，是突破長期存在的「美國決定論」，重建台灣的戰略自主性。鄭麗文提出「中美關係不用二選一，台灣兩個都要」，其核心意涵在於區分「倚美謀獨」與「親美保台」的差異。
在此框架下，與美國的關係不再被視為對抗中國的工具，而是維持中華民國安全與國際空間的一部分。同時，兩岸關係也不應完全從屬於美中競爭的結構。這種「雙軌平衡」策略，實際上試圖讓台灣從大國博弈中的被動棋子，轉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動者。北京對此也予默認，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其理解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連結，並不等同於台獨路線。
四．由「統一目標」轉向「和平過程」：第四個取向，是兩岸論述從「終局導向」轉為「過程導向」。此次會談中，中方刻意不提「一國兩制」，而以「和平發展」為主軸，顯示其策略重心已從追求統一的時間表，轉向維持穩定互動的過程。鄭麗文亦呼應此一轉變，提出「和平制度化」的構想，主張建立長期運作的對話與合作機制，例如危機管理管道、協商平台與功能性合作架構。這種轉向的意義在於：兩岸不再急於解決「最終是什麼」，而是先處理「如何避免衝突」。透過制度化的安排，將和平從政治口號轉化為可操作的現實機制。
五．以「中華民族」重構共同認同：第五個取態，是提升「中華民族」作為兩岸共同政治與文化符碼的地位。這種操作實際上是將兩岸關係從制度對立，轉化為文化與歷史的連續性。對國民黨而言，這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論述資源，因為中華民國本身即源於孫中山的革命理想。鄭麗文進一步將台灣定位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參與者與共構者」，而非被動承受者。這種論述強調尊嚴與主體性，試圖化解台灣社會對「被統一」的焦慮，轉而塑造「共同發展」的想像。
六．從「兩岸關係」提升至「文明高度」：第六個取向，是將兩岸議題提升至更宏觀的文明層次。鄭麗文在會談中提出，兩岸不僅應追求自身和平，更應將台海經驗轉化為全球解決衝突的典範。這種論述將兩岸關係從區域問題，提升為關乎人類文明發展的課題。其核心理念在於：若兩岸能在高度對立中找到和平共處之道，將對全球提供重要的制度與價值參考。同時，這也形成一種正向循環——兩岸和平可為世界帶來穩定紅利，而國際社會的支持又能反過來鞏固兩岸和平。
結論：在不確定中尋求可行路徑
綜合而言，鄭麗文所重塑的國民黨兩岸政策並非單一策略調整，而是一套涵蓋政治基礎、國家認同、國際定位與發展路徑的整體重構。其六大取態彼此交織，構成一個具有彈性與操作空間的新框架。
然而，這一路線仍面臨多重挑戰，包括台灣內部政治對立、兩岸互信不足，以及美中競爭的外部壓力。其能否落實，不僅取決於國民黨的執行能力，也取決於北京與華府的戰略選擇。
此一政策嘗試已展現一個重要訊號：在高度對抗與不確定的時代，兩岸關係並非只有對抗或僵持兩種選項，仍存在透過調整敘事與制度設計開闢新路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