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當前國際秩序正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震盪。一頭橫衝直撞的大象闖入瓷器店，美國正成為戰後國際秩序中最引人注目的破壞者。當「安全提供者」本身被視為風險，國際安全底座開始鬆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如今不復存在，全球面對一個問題：美國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安全錨點，世界如何為自己定錨？ 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與社會共識的瓦解，正不斷侵蝕其作為全球領導者的穩定性。盟友對美國承諾的疑慮不只是源自於具體政策的搖擺，更來自美國社會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承擔全球責任的共識正在崩解。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是否願意、是否能夠長期承擔領導責任」，已不再是理論假設，而成為擺在盟友面前的現實問題。 世界並未走向穩定的多極均衡，而是正在進入一個風險被重新分配、衝突更易外溢的高度不確定階段：去風險敘事下的再風險化現實。冷戰結束後長期存在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曾以規則、制度與互依為基礎降低衝突機率。世界在不斷強調「去風險」的同時，反而變得更加危險。各國以安全為名的政策轉向，最終削弱了體系整體的穩定性。 目前國際體系的最大危險並非某一場具體戰爭，而是衝突管理能力的系統性退化。這種退化體現在多個層面：外交對話機制的弱化、危機溝通管道的堵塞、國際調解機能的失靈。當各國越來越依賴單邊行動而非多邊協商，當威懾邏輯取代合作思維，國際體系應對危機的韌性便急遽下降。 一方面，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大國之間的戰略互疑不斷加深，威懾邏輯重新主導安全思維；另一方面，中小國家對多邊機制的信任下降，轉而依賴陣營、雙邊關係或短期交易安排。結果是世界正在從「基於規則的秩序」滑向「基於力量和身份的互動結構」。 這種變化並非簡單的去全球化，而是一種選擇性脫鉤與陣營化重組。經濟、技術、能源與安全領域被重新政治化，國家不再單純追求效率最大化，而是將「可控性」、「安全性」置於優先地位。各國紛紛建立「小院高牆」，關鍵產業鏈被賦予國家安全意涵，技術標準成為地緣競爭的新戰場。這種重組雖然在短期內增強了特定國家的安全感，卻在長期層面削弱了全球體系的相互依存與穩定基礎。 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將高強度衝突視為被管理的風險，而非必須避免的極端狀態。這種認知轉變直接削弱了危機預警、衝突調解與國際法的約束力。從高加索到中東，從非洲之角到印太地區，軍事手段在國家政策工具箱中的地位正在回升，外交解決方案的空間被壓縮。威懾不再是穩定器，而越來越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抑制全面戰爭，另一方面卻鼓勵在「灰色地帶」不斷試探底線。 當前的世界並不是一個正在重建秩序的世界，而是一個在共識流失、規則退化、戰爭被重新認為是正常化的環境中艱難運作的國際體系。「去風險」的口號仍在被反覆提及，但當風險被切割、被轉移、被政治化，真正被侵蝕的，恰恰是維繫全球安全的那條最脆弱的底線。 當西方在對外持續強調規則、價值與秩序時，其自身內部的政治碎片化，正不斷削弱其塑造和維護國際秩序的能力。這種碎片化表現在多個層面：民粹主義的興起侵蝕了傳統政治精英的決策連續性；社會極化導致對外政策成為國內政治鬥爭的工具；短期選舉考量壓過長期戰略規劃。 世界並未形成關於安全問題的最低共識。無論是對戰爭邊界的認知、對威懾邏輯的理解，或是對國際規則約束力的尊重，都在持續分化。如果各國繼續以零和邏輯應對結構性問題，未來的國際體系只會更加碎片化，衝突更頻繁，危機也更難控制。 當前國際體系面臨的核心挑戰不僅是權力轉移，更是秩序理念的分裂。不同行為體對「什麼是正當的國際秩序」、「如何維護國際安全」等基本問題給出了日益分歧的答案。這種理念層面的分裂比具體的政策衝突更難調和，也更具破壞性。 世界正處於一個秩序尚未重建、共識卻已瓦解的過渡階段。各國頻繁以「去風險」為名重塑政策，卻在無形中削弱了體系賴以維繫的信任與制度基礎。戰爭的常態化、威懾的失靈以及西方內部的戰略碎片化，使安全不再是一種可被共同管理的公共品，而逐漸演變為各自為戰的風險計算。 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於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是國際社會是否仍具備修復秩序、重建最低共識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繼續流失，未來的世界可能不會更加多極，而只會更加不穩定。在風險被切割、被轉移、被政治化的過程中，維繫全球安全的那條最脆弱的底線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世界秩序的高風險化不僅是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結果，更是國際社會集體行動能力衰退的表現。要扭轉這一趨勢，需要主要大國重新認識到合作治理的價值，需要在多元世界中尋找公約數，需要將抽象的安全訴求轉化為具體的制度建設。否則，當各國都忙於為自己去風險時，全球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將持續攀升，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才發現：共同的避風港已經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