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教育的改革，焦點不僅在於大學本身的定位，更在於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角色與運作邏輯。回歸後，教資會秘書處長期由政務官出身的政府人員全職領導秘書處的工作，形成一套極其精密的行政程序規管體系。大學在財務管理、行政招標、人事程序等方面，幾乎完全跟從政府部門的運作標準。這種「政府化」的管理模式是否適合大學的發展，值得認真檢視。
在世界級大學的實踐中，學系主任的核心工作是學術領導與人才物色。反觀香港，由於政府行政程序繁複導致每個學系均需要聘請大量行政人員應對政府各式各樣的財務行政管理需要；形成行政人員有時候的影響力比學系的學術人員更大；學系往往耗費大量時間處理招標、報銷、審計、會議記錄等瑣碎行政程序。大學的行政擴張，部分源於教資會及政府審計要求的層層加碼。大學為了符合撥款條件，必須建立與政府部門對口的行政架構，導致內部管理日趨官僚化。
教資會的角色應從監控者轉變為賦能者。具體建議包括：（一）大幅簡化大學行政合規要求，將財務及審計標準與政府部門脫?，改為採用國際上研究型大學通用的審計框架；（二）容許大學以整筆撥款方式靈活調配資源，減少專項審批的微觀管理；（三）要求大學設立專業行政服務中心，集中處理招標與財務。
目前大學開設新學科需經過教資會繁複的審批流程，資助與否有嚴格框限，導致應用性強、與業界緊密相關的學科難以靈活開設。更值得關注的是教師聘任機制：現行制度過於側重學術論文發表記錄，輕視業界實踐能力。以文化及創意產業、高端科技應用等學科為例，業界實戰經驗遠比博士學位重要，但聘任標準往往以學歷和論文為首，導致部分學系由缺乏實踐經驗的純學術論文撰寫者主導。結果是課程設計脫離業界現實，畢業生的產業應用能力偏低。大學排名雖高，收生表面風光，但學生就業競爭力並未同步提升。
針對此問題，大學應獲更大自主權設立「實踐教授」或「業界院士」等職位，以業界成就為主要聘任條件，免除傳統學術論文要求，教資會應修改撥款指引，容許各校按學科性質決定聘任條件。
教資會現時的評估機制引導八所大學在相同指標上互相競爭，而非發展各自特色。大學之間應該是「香港隊」協作，而非內部健身較量。可行的方向是實行分類評估與撥款：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維持較高比重的研究評審，但引入中文學術產出及本地社會影響作為加分項；應用型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學）應大幅增加知識轉移收入、專利數量、業界合作項目等指標的權重；博雅及專門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教育大學）則以教學質量、學生成長及對專門領域的政策影響為主要績效指標。
大學特色分工應更加明確：香港教育大學應集中資源處理教師培訓及教育政策研究，將與此無關的非教育類學科逐步轉移；嶺南大學應以中文及嶺南文化研究為核心，成為本地人文傳承的重要基地；香港中文大學應明確恢復以中文作為主要學術語言之一的使命。理工大學方面，可參考米蘭理工大學或瑞士應用型大學的模式，與高端製造、時裝設計、精密工程等產業建立真實合作，將課堂直接延伸至工場與實驗室，實踐產業大學的辦學理念，而非僅僅實行實習或體驗式學習作為點綴。
香港教職員薪酬水平位居全球前列，推高了整體教育成本。然而，高薪不必然轉化為高教育產出或強產業連結。觀察瑞士、荷蘭及北歐的應用型大學，教職員薪酬並非全球最高，卻能培養出支撐高端產業的人才：荷蘭能製造全球最先進的晶片機，其大學不追逐排名，卻與產業形成共生關係。
這引伸出一個結構性問題：香港是否需要繼續以高薪堆砌的方式營運大學？英美將大學排名變成一個產業，香港不應被這套邏輯牽著走。大學的目標是服務社會與產業，不是服務排名機構。教資會應委託獨立研究，檢視本地大學薪酬結構的合理性，探討在不影響質素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更可持續的資源配置模式。
香港有責任推動中文成為國際認可的學術語言，不能長期倚賴英美的評估制度。這不僅是教育政策問題，更涉及文化安全與香港影響力的提升。具體措施包括：（一）由教資會資助設立「中文學術期刊平台」，以嚴格同行評審機制提升中文期刊的學術地位；（二）在研究評審中正式承認優質中文學術論文為同等有效的產出，按內容質量而非語言評定；（三）鼓勵大學設立中文學術寫作與出版支援中心。當中文能在香港成為具權威性的學術語言，香港才能真正發揮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作用，提升自身的話語權與影響力。
教資會的角色重塑，是大學改革的核心。大學需要更大的行政與學術自主權，教資會則應從統一標準的執行者，轉變為多元發展的促成者。擺脫「高成本、高排名」的路徑依賴，轉向「強產業、真連結」的實踐方向，香港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百花齊放，培養出既能貢獻本土、又能應對全球挑戰的人才。這不是技術調整，而是方向選擇——選擇做回自己，還是繼續按別人的標準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