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香港實驗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行政總監，從事舞台導演、編劇、多媒體科技藝術、空間建築設計和文化政治評論。香港一帶一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聯合召集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香港發展策略研究所成員。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mathias.woo

特朗普發動的「戰爭」，從一開始就與傳統意義上的戰爭截然不同。這不是羅斯福面對法西斯時的全面動員，不是詹森在東南亞叢林中的焦土政策，甚至不是小布殊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名發動的先發制人打擊。這是一種全新的戰爭形態——它沒有明確的戰略目標，沒有清晰的退出機制，甚至沒有一個連貫的戰略思想。如果非要為這種戰爭找到一個邏輯，那只能是交易——把戰爭當成一筆房地產生意來做，以為炸彈像拆遷隊一樣炸平幾棟建築，就能換來對方的屈服和讓步。 這種戰爭觀的荒謬，在每一次行動後都暴露無遺。定點清除行動或許能在短時間內滿足選民對「強硬」的想像，但隨後引發的連鎖反應卻像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當對方的最高領導人可以被隨意刺殺，遊戲規則便從此改寫——既然沒有什麼是不可觸碰的，那便再也沒有什麼是需要忌憚的。伊朗最高領導人被殺後，德黑蘭的強硬派反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資本，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看吧，退讓換不來尊重，只有抵抗才能生存。」這種客觀效果與其說是遏制，不如說是火上澆油。 戰爭的方法與形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無人機取代了步兵，定點清除取代了全面戰爭，社交媒體上的「戰果展示」取代了傳統的軍事簡報。這種變革看似降低了戰爭的成本——沒有大規模的地面部隊傷亡，沒有曠日持久的國會授權辯論——但它同時也降低了發動戰爭的門檻。當戰爭變得像打遊戲一樣簡單，決策者便更容易忘記戰爭的真正代價——那些被炸碎的房屋、失去父母的孤兒、以及被仇恨澆灌的下一代。 在戰爭迷霧之中，一個問題正悄然浮出水面，卻又被大多數討論所忽略——能源。這不僅僅是中東石油的問題，更是整個人類文明面臨的結構性挑戰。人工智能的狂飆突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著全球的能源儲備。每一次模型訓練、每一次數據運算、每一次算法迭代，背後都是天文數字般的用電量。當科技巨頭們爭相建造新的數據中心，當各國將人工智能視為國力競爭的制高點，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便暴露出來——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能源來支撐這場技術革命？ 而這，又與特朗普的戰爭邏輯產生了某種詭異的共振。中東的石油、裏海的天然氣、北極的礦藏，這些能源資源的爭奪正在重新定義地緣政治版圖。特朗普的「戰爭經商」模式說到底也是圍繞著能源展開的——確保石油美元的地位、控制能源運輸的通道、打擊試圖擺脫美元體系的產油國。從這個角度看，他的「隨機」決策背後，或許存在著一種原始的、甚至是粗暴的戰略直覺：誰控制了能源，誰就掌握了人工智能時代的命脈。 然而，這種戰略直覺的執行方式卻充滿了棟篤笑式的荒誕。將複雜的地緣政治博弈簡化為「炸一炸就能解決」的商業交易，用公關戰術來替代真正的戰略部署——這些做法或許能在短期內收割政治資本，卻無法應對真正的結構性挑戰。能源安全、人工智能競賽、氣候變化等問題需要的不是即興表演，而是長期的制度性應對；不是個人直覺，而是集體智慧；不是棟篤笑的包袱，而是嚴肅的戰略思考。 特朗普與以色列的關係，大概是這場棟篤笑中最令人費解的一幕。他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戈蘭高地為以色列領土，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完全倒向以色列一方。這些決策的果斷與徹底，讓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開始質疑：究竟誰才是這場遊戲的真正玩家？特朗普是以色列的木偶，還是他只是將美國外交政策徹底外包給了中東最強大的盟友？ 無論真相如何，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特朗普的決策風格讓美國這艘大船的航向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傳統上，美國的外交政策雖然在不同政黨輪替中會有所調整，但始終保持著某種連續性和可預測性——畢竟，一個超級大國的行為不能完全取決於一個人的情緒波動。但在特朗普時代，這種連續性被徹底打破。政策可以在一條推文中誕生，也可以在另一條推文中消亡；盟友可以在一次會面中被讚美，在下一次會面中被羞辱；對手可以在一個月內被威脅開戰，在第二個月被邀請談判。 這種不可預測性或許正是特朗普想要的效果——讓對手無所適從，讓盟友不敢鬆懈，讓所有人都圍繞著他的節奏起舞。但這種策略的長期代價，是美國信譽的侵蝕和制度性權力的流失。當全世界都意識到與美國的協議可能只是「特朗普一個人的協議」，下一任總統隨時可能將其推翻，那麼誰還願意將賭注押在美國身上？ 特朗普最終走進的，是他自己的ego陷阱。這個陷阱的形狀，恰好與美國政治的結構性裂縫完美契合。他利用了白人勞工階層的被剝奪感，利用了農村對都市精英的怨恨，利用了福音派基督徒對文化變遷的焦慮，將這些情緒匯聚成一場政治運動。但他個人的自戀、偏執和缺乏安全感，也逐漸滲透進了這場運動的基因。 當一個領袖將自己的政治生存等同於國家的命運，將個人的敵友區分等同於愛國與叛國的界線，將自己的情緒波動等同於政策優先級的調整，那麼這個國家便進入了一個危險的領域。特朗普的ego陷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心理困境，更是美國政治制度在應對民粹主義衝擊時的集體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