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衝突自二月底爆發以來，已導致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大幅受阻、國際油價一度接近每桶一百二十美元（截至三月十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戰事將結束而有所回落，但仍較戰前高出約百分之三十），全球股市也隨之劇烈震盪。對中國經濟而言，這不僅是短期能源成本的直接衝擊，更放大原本就面臨內需低迷、房地產危機與中美貿易摩擦的結構性壓力，迫使北京在能源安全、產業鏈穩定與長期戰略布局之間重新權衡。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關注伊戰外溢效應，尋求寬鬆政策以緩解經濟壓力，而香港則意外成為受益者之一。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每天需進口超過一千一百萬桶，其中約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經霍爾木茲海峽運抵，伊朗原油更佔總進口的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三左右（部分以馬來西亞轉口形式掩蓋來源）。海峽航運一度崩跌百分之八十三，航運保險費飆升、繞道成本增加，直接推高了煉油、化工、運輸與製造業的投入成本，進而傳導至輸入型通脹與企業利潤壓縮。

儘管中國擁有約十三點九億桶戰略儲備（足以支撐一百二十天左右進口需求），加上俄國與沙特阿拉伯可替代來源，以及數千萬桶伊朗原油已在中國港口與亞洲浮倉待命，短期內不會出現斷供危機；但若衝突拖長，海峽持續封鎖或供應鏈不穩，能源價格高位震盪將拖累二零二六年已下調至一九九一年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目標（二零二零年因疫情未設定具體目標除外），製造業出口與國內消費復甦都將承受額外阻力。

這種能源震盪還與中國在中東的廣泛投資與貿易網絡交織：中東不僅是能源來源，更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與亞洲出口商品的轉口市場。戰火外溢或導致區域投資環境惡化、資本流出，間接衝擊非洲等「全球南方」中國投資項目，削弱北京的規劃。

同時，全球股市動盪與航運中斷也放大中國外貿企業的匯率與物流壓力，民營中小企與普通消費者將直接感受到油價上漲帶來的交通、物流與物價上漲負擔。地緣層面，中國雖已公開譴責美以行動並呼籲停火，試圖扮演「負責人平衡者」角色，但實際選擇仍是置身事外，避免被拖入軍事漩渦。中國經濟學界也普遍認為，戰事持續時間將是決定性變數：速戰速決則衝擊可控，長期化則可能引發更廣泛的供應鏈重塑與通脹壓力。

總言之，這場戰爭正以能源成本為核心，層層滲透中國經濟的各方面：在內需尚未完全復甦之際增添變數，在全球貿易重組中考驗韌性，也在戰略博弈中讓北京認識到能源多元化的緊迫性。目前油價已因特朗普表態而緩和，市場期待戰事快速收場，但只要中東持續不穩，中國經濟就無法完全置身事外。

香港結構性機遇

但這場戰爭不僅直接波及迪拜等中東金融樞紐，還意外為香港帶來結構性機遇，儘管同時伴隨能源成本上升與市場波動的壓力，總體而言，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與資金吸引力短期內得到強化，尤其在富裕階層尋求「安全避風港」的浪潮下。

迪拜長期以「稅務天堂」與「穩定綠洲」形象吸引全球富豪與亞洲資金，但伊朗的反擊已導致迪拜機場大面積停飛、傑貝阿里港部分設施受損、航空與旅遊業陷入癱瘓，甚至引發外籍人士恐慌撤離與富豪家族重新評估暴露風險；多家財富顧問機構觀察，原本計劃移居或擴大在迪拜投資的亞洲超高淨值人士如今紛紛延後計劃，甚至將部分資產從迪拜轉移至遠離衝突區的香港與新加坡，視後者為具備深厚資本市場、資本自由流動與強監管框架的可靠替代。

香港金銀業貿易場與家族辦公室行業已感受到這股「避險資金潮」，黃金交易量激增，部分中東與亞洲投資者正將資金配置轉向香港的黃金產品與家族辦公室：這裏沒有戰火風險，能繼續享受亞洲增長紅利與中國市場入口優勢。香港金融服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稱，這場衝突恰恰突顯香港作為「安全港」的政策優勢。

但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香港無法完全置身油價震盪之外：油價飆升已推高本地電力燃料調整費與餐飲物流成本，恒生指數在衝突初期曾跌至半年低位，航空股與旅遊相關板塊重挫；同時，中國經濟因能源成本上升而受壓，也間接拖累香港作為中國門戶的貿易與金融流量。

香港須強化金融安全

總言之，這場戰爭對香港的影響呈現「金融受益、實體承壓」格局：若戰事真能快速收場，資本流入與家族辦公室業務擴張有望加速香港財富管理產業升級，強化其與新加坡、迪拜的競爭優勢；但若中東不穩持續，油價高企與全球需求放緩將放大香港的通脹與增長風險，考驗其韌性。目前市場仍處觀望，富裕資金正以實際行動投票：香港正成為這波中東財富外溢的受惠者之一，這也讓北京與港府更重視強化金融安全與國際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