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從八九十年代開始，香港人越來越少邀請朋友來家裏聊天。香港人見朋友，都約在外面茶樓飲茶、茶餐廳喝奶茶、吃蛋撻。但在台海兩岸，好朋友往往約來家裡坐坐，甚至是吃一頓飯。這幾年在台北或深圳，我都去過朋友家裡吃飯喝茶，聊得很開心。但在香港，這十幾年都沒有「家宴」的經驗。
很多香港人說、這都因為香港家裏太狹窄、侷促，不適宜請朋友來坐，更不要說燒飯請客。但我記憶中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家裡的客人不少，我家裡住在很狹窄的空間，八個孩子和三個大人擠在一起，但家裡的客人不斷，大部份都是臨時來串門子，路過的親戚、父親母親的同學、好朋友，我們八個孩子自己的同學朋友，也常來做功課，聊天，很熱鬧。遇到吃飯時間，祖母就會熱情地邀請一塊吃飯，她的口頭禪是「加多雙筷子」而已，最後還補上一句：「無餸食飽飯」，其實就是煮一大鍋飯，加多幾塊腐乳、或是開一罐豆豉鯪魚，臨時加一大碗青菜鹹蛋湯，最後都是賓主盡歡。
我自己也常去同學家吃飯，有一次去深水埗一個中學同學家裡做數學功課，傍晚時刻同學母親留飯，有一道欖角蒸魚，是道地的廣東順德菜，非常美味，我至今難忘。
但這樣的場景，在八九十年代就逐漸「淡出」。隨著老一輩的凋零、這種好客之風也逐漸凋零。新一代重視「隱私權」、「邊界感」、串門子被視為很不禮貌的行為。有些朋友的飯局都是在兩個月前就訂好，都在酒樓餐館。
朋友的家，成為離開香港人最遠的地方。
這不是地理上的距離，而是心理上的距離。很多年輕人服膺西方人所說的「家裡就是堡壘」的理念，不僅暴風雨吹不進來，連皇帝的力量也不能擅進—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 neither storm nor monarch may break in。很多年輕人都把自己家裏變成宅男宅女的樂園，擁抱電腦的一切，拒絕社交，沉迷電子遊戲。到了今天，有些新一代甚至是不婚不育不戀，獨居，只對著虛擬的電腦遊戲人物。
但其實西方人很重視人際的具體連接。我在美國留學期間，很喜歡參加一種名為Pot-Luck的餐敘。每一位來賓都要帶一個菜來，主人大多準備一大鍋飯或酒水，七八個客人，就有七八個菜，這省去主人備菜的辛勞和成本，各盡所能、皆大歡喜。我常常去紐約的唐人街，買一斤叉燒或一隻燒鵝，再買半打啤酒赴宴。有些朋友帶來咖喱雞、沙拉、壽司、或是自己家鄉的獨門名菜。通常主人會先跟賓客溝通好，避免大家都帶同樣的菜，要確保多元化。吃飯時大多用紙碟膠叉，宴會後大家把帶來的鍋碗帶走，不會讓主人花大半天刷碗善後。
有一位美國朋友說，這源自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朋友聚會，要平分資源，防止主人負擔太重，後來七十年代更是成為一種家宴的主要方式，不僅是經濟上的平均主義，更是讓每一位赴宴的朋友都有參與感，都有具體貢獻，尤其在一些國際化的社交場合，可以品嚐異國風味，加強跨文化的互動，增進情誼。
這也許是一種打破隔閡的方式、值得在香港推廣，但我在深圳和台北的朋友說，這不是吃飯的方式，而是香港人的心理狀態，潛意識地拒絕這種社交方式。
我在台灣一位記者朋友，獨居在桃園，家裡很小，但他卻喜歡邀請一些官員到他家裡，他親自下廚，煎一個牛排，燒一個蕃茄蛋花湯，開一瓶紅酒，營造一種家庭的氛圍感，卻在閒談中獲得很多重要的幕後消息。
在深圳或廣州，我都去過媒體朋友的家，都不大，但有一種在餐館所沒有的「鬆弛感「，是一個可以深度交流的好地方。
也許更年輕的兩岸三地的新一代，可以發展Pot- Luck Party 的方式，在輕鬆的氣氛中，找回在香港已經飄遠的在家裡聊天吃飯的生活方式。
香港人的家，不應該成為距離朋友最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