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來的一個志業就是「鼓吹」我們的新疆文學。
在二零二五年冬，我在西九龍的一個公關空間寫了一篇名為「『未完成』的『新西部文學』及其突圍」的論文，當然這裏的西部，並不是指九龍西，而是中國的西部——這裏的「新西部文學」是當代華語寫作的一個新論述，研究對象主要根據我們西部省份的文學動態而展開，面對幅員如此遼闊、文化交融如此複雜的區域裏的文學發展，我認為是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與潛力的。當前，新西部文學尚處於剛開啟的階段，我也希望借由今天對新西部文學闡釋來引發進一步的爭鳴與內涵擴充。
二零二三年劉亮程憑借長篇小說《本巴》成為首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新疆籍作家；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天山文學家迎來首屆頒獎典禮；同年李娟《我的阿勒泰》影視化改編全國熱播，引發新一輪關於西部文藝的關注，可以說茲三大事件共同促成了「新西部文學」的誕生，特別是鄒贊教授登高一呼的「呼籲『新西部文學出場』」成為新西部文學研究的轉折點。
新西部文學應當是一個闡釋性的概念，不同於「新疆作家」、「東北作家」、或是「八十後作家」這樣的歸納總結，我們在這裏「呼籲」新西部文學，實際上也是西部文學在「呼籲」更新。
為此，我總結了新西部文學之「新」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主體代際的更替與主體意識覺醒。過去的「西部文學」由王蒙、張賢亮等內地作家作品主導，而當下以劉亮程、李娟、葉爾克西等人則成長於本土，他們不再以「客居者」的姿態想象邊地，更多是以在地者的視角敘述家園。
二，題材的多元化與現代性轉向。傳統西部敘事往往偏重歷史與建設主題，而當下「新西部文學」所承載的經驗已同「西部文學」不同。在改革開放後四十多年的今天，代表西部地區的符號不再只是牧羊、森林或是戈壁大漠。現代化的城市經驗成為展現當代西部形象的最好切入口。
三是，敘事藝術的革新。在這裏可以引用德勒茲的「少數文學」來說明，對西部寫作者而言，漢族作家在接受少數民族文化思維影響時，會在漢語敘事裏生成不同的質感。而少數民族作家在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寫作時，則創造出有別於主流文學的審美氣質，造就了像阿拉提·阿斯木、葉爾克西等作家語言的豐富性。
由此我提出或說再發明了「西部性」這個關鍵詞，簡單概括來說，西部性首先是觀照當下的。新西部文學不應被凝固為西部標本，而應與城市化、現代性互動共生，呈現有當下的生活實感。其次具有探索氣質的。在敘事技巧上應保持實驗性，以更多創新的形式揭示西部社會的複雜層次，展現西部文學獨特的精神質地。最後，也應具有世界性。正如新南方寫作輻射馬來西亞的華文寫作、新東北文學共振的整個工業繡帶區，新西部文學沿著絲綢之路，以世界視角呈現中國西部特色。
關於西部性的部分我們就先點到為止。同時，我也疑慮或說審思了新西部文學建構的諸多問題。特別是在概念發酵過程中也存在著諸如省際話語權爭奪導致邊界模糊、認知差別和符號化的寫作加劇審美同質等問題。這裏我可以簡單說明一下符號化寫作的問題，有意無意的將西部的風物奇觀化、標籤化是部分作者的一個慣性動作。我想劉亮程的新作《長命》或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鏡鑒，一方面這篇小說建築在日常的西部鄉土之上，另一方面作家又站在更高的文明角度，延伸為一種現代化過程中傳統鄉土變遷的精神投射，平衡了地方性與價值共鳴。
當然，這些模糊和問題既是新西部文學建構不成熟之處所在，同時也意味著新西部文學充滿了更多的可能性。而在這些言之鑿鑿的理論搭建之後，寫作者們應抱持這些理想去創作。我注意到目前甘肅的「新隴軍」、新疆的「小說七星」正在以集體形式亮相文壇，這也是新西部文學發展的關鍵創作力量。
最後，今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七十週年，十年前，二零一五年，「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正式起航，「向西」於是成為新時代的一個重要坐標。新疆作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由此搖身一變，從相對封閉的內陸省份，成為對外開放交流的前沿陣地，而這正是新西部文學崛起的現實基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