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這期封面選擇合肥，沒有甚麼想法，儘管合肥模式早幾年就火了，但是合肥為甚麼成功，還一直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次封面雖然不是我寫的，我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答案是：因為它很難學。

不是說別人學不懂這套打法，而是學得懂、做不到。

回頭看安徽這幾十年幹的幾件大事，一九六九年中科大要從北京遷走，全國各省沒人要，嫌窮嫌麻煩，安徽接了。進入二十一世紀，京東方、蔚來、長鑫，一個個在當時看來都是燙手山芋，合肥照單全收，還給真金白銀的長期投資。

這幾件事放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共同點：自己條件不算好，但總能在別人嫌棄的地方看見東西，然後咬牙押注。

在經濟學上這叫「逆向投資」，逆週期而行——別人因為風險大、週期長不想幹的事，你去幹；不盯著短期財務回報，盯的是產業鏈、技術自主、城市地位這些更大的盤；然後就是耐得住，一個產業週期動輒十年二十年，中途不退。

用更土的話說，就是用時間換空間，用確定性去賭不確定性。

但這套路，放在中國的地方官員身上，其實是個很不合算的買賣。

經濟上，你要頂著逆週期的壓力，項目爛了就是「盲目投資、國有資產流失」，烏紗帽難保；政治上，就算押對了，一個大項目少說十年才見成效，可你在這個位置上，短則兩三年，長也就三五年，人早調走了，功勞算誰的？

所以現實情況是，大多數官員選擇守成，或者去沿海——那邊項目好出、風險小、容易出成績。

合肥這幫人，偏偏反著來。

這才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值得好好講的地方。不只是「合肥模式」這四個字，而是在那個風險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處境下，究竟是什麼讓人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又是什麼讓人敢於擔這個責任。

產業眼光是一回事，政治擔當又是另一回事，兩樣都有，才有今天的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