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街道是生活的舞台，也是死亡的儀式場。尤其在深水埗一帶的唐樓林立區，街頭送殯的巡遊行列是日常風景，充滿濃烈的儀式感與人間煙火。
孝子賢孫披麻帶孝，頭戴白麻帽，身穿粗麻孝衣，腳踩草鞋，手中高舉死者的遺像走在最前頭。遺像多以黑框裱裝，照片裏的逝者笑容或凝重，彷彿仍在注視著這條送別之路。後面跟著一支穿著制服的樂隊，銅管、鼓號、嗩吶混雜，吹奏著東西方交融的哀樂——有時是西洋風的安魂曲旋律，有時是中國傳統的哀傷小調，聲音在狹窄的街道間迴盪。
這些行列往往成為道路兩旁圍觀者的焦點。孩子們從唐樓窗口探頭張望，大人則停下腳步，默默致敬或議論紛紛。整個場面既莊嚴又帶點熱鬧，是一場公開的告別儀式，提醒每個人生命的無常，也維繫著社區的集體記憶。
有錢人家出殯，陣容尤其龐大。樂隊人數可達近百，分成幾個方陣，前有銅管樂隊吹奏進行曲般的哀調，後有打擊樂與嗩吶方陣，氣勢震懾。親友行列長長的，男女老幼皆著孝服，手持白花或香燭，緩緩前行。有些富戶還會聘請額外儀仗，旗幟、傘蓋、紙紮車馬等，沿途撒紙錢，香煙繚繞。
整個隊伍從家中唐樓經竹棚架移靈下街，再沿主要道路前往墳場或臨時靈堂，堵塞交通卻無人抱怨——那是時代的常態。
貧苦人家規模小得多。樂隊或許只有十幾人，親友行列稀疏，但「輸人不輸陣」。他們會特別強調哭喪環節：一兩個專業的哭喪者（俗稱哭喪婆或弔喪人）走在隊伍中，撕心裂肺地哭喊逝者名字，控訴命運不公。哭聲尖銳而有節奏，有時還夾雜即興的訴苦詞。
旁觀者中，有些人會嘀咕：「這些哭聲是僱來的，專業的。」確實，在當時的香港，確有專門的弔喪服務，哭得動聽感人，能為喪家「撐場面」。這反映了嶺南民間「死要死得體面」的文化，也要讓逝者風光上路。
我童年時住在深水埗長沙灣道一幢三層唐樓，臨街的窗口就是最佳觀景台。午後陽光灑在長沙灣道上，遠處傳來嗩吶與哭聲混雜的樂聲，祖母會拉著我到窗邊看。「又有人出殯了。」她輕聲說，眼神裏有點生命無常的感慨。
五十年代香港剛從抗戰與內戰復甦，大量移民湧入，深水埗由於房租便宜，是底層聚居地，街道狹窄而熱鬧。出殯行列從窗口望下去，像一條緩慢移動的白龍，麻衣飄揚，遺像在前面引路，樂隊的制服在陽光下閃爍。哭聲、樂聲、腳步聲交織，混合著街邊小販的叫賣與巴士經過的聲音，構成獨特的城市交響樂。
後來我們搬到海壇街，靠近深水埗碼頭。這裏是人流必經之地，無論去碼頭搭船或往九龍其他區，送殯行列經常經過。碼頭附近的空地常成為臨時集結點，我常在放學路上或假日閒逛時，看見孝子們整理隊形，樂隊調音。
中國嶺南的街頭出殯儀式在此顯得格外奇特：傳統的披麻帶孝、遺像引路，卻混入殖民地色彩——樂隊有時穿著類似英軍制服的服裝，吹奏的曲目融合了蘇格蘭風笛或軍樂元素，卻又不失中式哀調的婉轉。這種東西方交融，正是戰後香港的縮影：傳統根深蒂固，卻在英國管治與都市化下悄然變形。
到了我讀高中後期，街頭送殯已明顯減少。也許是市政的變革，高樓大廈取代唐樓，街道拓寬但交通管制嚴格，長長的送殯行列容易造成堵塞，市政當局漸有限制。經濟起飛後，人們生活節奏加快，死亡被視為更私人的事，公開哭喪與街頭巡遊被認為與現代生活不協調。
七十年代，這樣的葬禮逐漸減少，但也經過漫長的過程。我中學時期，家裏從海壇街搬到基隆街，靠近界限街，我仍能從窗口偶爾感受到那份儀式帶來的震撼與溫暖——哭聲雖悲，卻是對生命的尊重；樂聲雖哀，卻提醒生者繼續前行。
街頭出殯的消逝過程，歷經我從小學到高中。它沒有一夕間消失，而是經過漫長的過程。
如今，香港的葬禮多在現代殯儀館或火葬場舉行，流程簡潔高效，少了大排場與街頭巡遊。童年窗外那些緩慢移動的白衣行列，早已化為記憶的碎片，消失在高樓林立與數碼時代的洪流中。
然而，每當我走過深水埗舊區的街道，仍會不由自主地回望。那些曾經的風景，雖已不在，卻在心底刻下香港獨特的文化印記。
回憶昔日街頭，告別這樣的告別式，也是我與童年一次漫長的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