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香港實驗藝術團體「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行政總監，從事舞台導演、編劇、多媒體科技藝術、空間建築設計和文化政治評論。香港一帶一路城市文化交流會議聯合召集人、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香港發展策略研究所成員。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mathias.woo

德黑蘭街頭，抗議人群的火光映照在麵包店櫥窗上，那裏的價格標籤一日三變，彷彿在用數字無聲吶喊一個文明古國的陣痛。大不里士的商人關閉了店鋪，庫爾德地區的工人發起了總罷工，南部法爾斯省的民眾推倒了蘇萊曼尼將軍的雕像。這是伊朗二零二六年一月的日常，也是這個國家每隔十年就要經歷一次的循環陣痛。 這個週期如同古波斯的占星術士預言的災厄，在歷史的天穹上準時重現：經濟困境引發抗議，抗議擴散至全國，最終以暴力鎮壓暫時平息，等待下一個十年的輪迴。 伊朗經濟正經歷嚴重困境，官方年度通脹率約為百分之四十二，食品通脹率超過百分之七十，部分基本商品價格據報上漲超過百分之一百一十；當地貨幣兌美元匯率比一年前高出約百分之八十。 這是一場緩慢而持久的窒息，讓普通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變得日益艱難。 美國主導的國際制裁在惡化的經濟狀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這並非全部原因。即使在德黑蘭的統治精英內部，也有聲音認為當地所稱的「制裁掮客」比制裁本身更應負責。這種奇特的現象構成了伊朗困境的核心悖論：外部壓力反而滋養了內部的寄生系統。制裁創造了一個灰色經濟空間，那些掌握進出口渠道、能夠繞過限制的精英階層，反而能夠通過這些特殊安排積累財富，將石油收入轉移海外，並從複雜的洗錢網絡中獲利。 二零二六年伊始，特朗普政府通過定義委內瑞拉現政府為「外國恐怖組織」，單方面賦予自身越境軍事行動的權力。這種做法從根本上動搖了聯合國憲章中關於武力使用的規範，其「主權工具化」邏輯將帶來危險的連鎖反應。 特朗普的外交核心團隊提出「新門羅主義」，標誌著美國地緣政治邏輯從「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向「現實主義全球霸權」轉換。在這種邏輯下，西半球不再是主權國家聯合體，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延伸。 與伊朗類似，古巴在美國長期的封鎖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聯大連續第三十三年以一百六十五票贊成、七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終止對古巴的經濟封鎖。不同的是，古巴雖面臨美國持續六十多年的封鎖，但並未出現伊朗那種週期性的劇烈社會動盪。 伊朗的困境根源於未能建立多元化的經濟結構。儘管該國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和悠久的文明歷史，卻未能發展出能夠抵禦外部壓力的內生經濟模式。經濟的脆弱性導致社會結構同樣脆弱。當經濟壓力增大時，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迅速激化，從經濟訴求轉向政治訴求的過程幾乎成為每次抗議活動的固定劇本。 二零二五年夏季伊朗與以色列之間的十二天戰爭成為一個轉折點，嚴重損害了伊朗的防禦能力和核基礎設施。同時，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倒台，使德黑蘭失去重要盟友。這一系列打擊使伊朗在區域衝突中可依賴的盟友更少，轉移石油收入至海外的渠道也減少。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伊朗的困境折射出中東文明在現代世界秩序中的結構性位置。這片曾孕育了人類最早文明形態的土地，在民族國家體系和全球資本主義的雙重衝擊下，尋找適應現代性的平衡點。 而美國對伊朗政策的不確定加劇了這種困境。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威脅伊朗領導人「鎖定目標，隨時準備行動」，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深度軍事介入的猶豫。這種模糊性既削弱了伊朗政府的外部壓力，又無法提供明確的出路，使伊朗陷入持續的不確定狀態。 伊朗年邁的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似乎正面臨其統治中最不確定的時刻。三十多年來精心規劃的區域代理勢力、制裁規避機制和核基礎設施，在相對短時間內被削弱或摧毀。 與伊朗形成對比的是，中國在面臨外部壓力時展現出了不同的適應性。通過發展內向型經濟循環和多元化的產業結構，中國建立起了一定程度上能夠抵禦外部衝擊的經濟體系。即使面臨與全球北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中國仍然通過與全球南方國家加強貿易和投資關係，擴大其經濟影響力。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發展出能夠自我維持的經濟生態系統。 文明的韌性不在於永遠避免危機，而在於建立能夠從危機中恢復的機制。中國模式的關鍵創新可能在於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視為相互關聯的整體，而非相互競爭的目標。 通過改革開放，逐步建立能夠容納多樣化經濟主體和適應全球化挑戰的制度框架。這種路徑強調的是漸進式的制度演進而非顛覆性的體系變革。 德黑蘭大學的學生舉著標語穿過校園，他們背後的大理石柱上，雕刻著居魯士大帝時代的浮雕。那個曾建立起第一個橫跨三大洲帝國的文明，如今在超市空蕩蕩的貨架前顯得如此無力。 在全球權力重新分配的宏大歷史進程中，像伊朗這樣的國家正處於十字路口。是被動地承受外部壓力，陷入十年一度的社會動盪循環，還是像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商隊那樣，找到連接內外的新路徑？當雞蛋價格每日飆升百分之三十時，答案或許已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個答案是否能在下一次循環開始前被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