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即將到來的二零二六年，便是每六十年循環一次的「丙午」年。從字面上看，「丙」與「午」都帶有「火」的意象，因此或許會讓人聯想到熱情、活躍等正面特質。然而在日本，卻長期流傳著「丙午出生的女人性情暴烈，會縮短丈夫的壽命」之類的迷信。這種毫無根據的流言，自江戶時代一六六六年（寬文六年）以來，長達約三百六十年間，對日本女性的人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影響。 過去，為了避免生下丙午年的女孩，曾出現墮胎與溺嬰等悲劇；即使平安出生，許多丙午年生的女性也因遭受歧視而飽受折磨，甚至被逼走上自殺之路。由此可見，在同樣使用十二生肖的社會中，日本的「丙午」被賦予了與其他午年截然不同、極為特殊的意義。 其實，將丙午視為凶年的俗說在中國亦曾存在，但那並非針對女性的迷信；將丙午出生的女性視為不祥，普遍被認為是日本特有的現象。據說在中國，自北宋末期開始，人們便相信丙午之年火災頻發，因而將其視為凶年，這一觀念後來傳入日本。在日本，丙午之所以被特別看待，與火災頻仍的江戶時代，以及「八百屋（菜鋪）阿七」的事件結合敘述，有著密切關係。 「八百屋阿七」是江戶時代前期的一名傳說的少女，她在天和大火時避難於寺院，與一名年輕男子相戀，為了再次相見而縱火燒毀自家，最終被施以火刑，被稱為「阿七火事」。這一悲戀故事經由井原西鶴的《好色五人女》，以及歌舞伎、淨?璃等多種藝術形式廣為流傳。由於阿七被設定為丙午年出生，遂衍生出「丙午的女性會引發火災」、「會給丈夫帶來不幸」等負面傳說。隨著江戶時代阿七悲劇在舞台上大受歡迎，除了阿七之外，其他性情激烈的丙午女性形象也開始出現在戲劇與小說之中，並逐漸演變為涉及女性婚姻相關的迷信，在社會中擴散開來。 據研究，進入明治時代後，這一迷信仍未消失。一九零六年（明治三十九年）的丙午年，出生人數較前一年減少了約百分之四。當時的報紙曾刊登對元旦出生女嬰未來的憂慮文章，也有人將女嬰的出生申報刻意提前或延後一年。當一九零六年出生的女性在一九二零年代初步入適婚年齡，尤其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期間，因「丙午出生」而導致婚約破裂、婚期延誤，甚至因家人冷言冷語而走上自殺之路的報道接連出現。社會上也出現否定迷信的言論，並製作了電影《丙午之女》，顯示丙午迷信確實對女性婚姻造成了影響。夏目漱石於一九零七年發表的小說《虞美人草》中，亦將迷惑男性的女性藤尾描寫為「藤尾是丙午出生的」。 同樣出生於這一年的小說家?口安吾，本名取為與「丙午」同音的「炳五」，他曾在文章中回憶，親戚對他說「幸好你是男孩」。?口在一九五四年的隨筆中曾預言，此迷信恐怕難以消失；而事實上，一九六六年的丙午年確實成為出生率極端低迷的一年。當年新生兒數僅為一百三十六萬多人，較前一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創下自明治以來最低紀錄。相較之下，前一年（一百八十二萬人）與後一年（一百九十四萬人）的出生數則明顯回升。我本人亦出生於一九六六年的丙午年，從小學到高中，我所在年級的班級數明顯比前後年級少約二成，女生人數也偏少。 媒體報道推波助瀾 《丙午|從江戶到令和的迷信與日本社會》的作者、大阪大學研究所教授吉川徹在接受《讀賣新聞》訪問時指出：「引發一九六六年出生人數驟減的導火線，是明治丙午出生女性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厄運。她們在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步入婚齡時，接連因丙午出生而被拒婚，甚至有人不堪迷信壓力而自殺。」他進一步指出，由於日本人平均壽命延長，在昭和丙午前夕，這些悲劇的當事人或親眼見聞者多仍在世，媒體在一九六六年前後大量報道相關故事，日本社會遂呈現出「丙午騷動」。 此外，一九六五年的證券恐慌也使許多家庭，特別是地方與農村地區的夫妻，選擇避免生育或進行人工流產。同一時期，基於母體健康與家庭經濟負擔考量，政府推動「適當子女數為兩人」的政策，並鼓勵已有子女的家庭有計劃地拉開生育間隔。在這樣的背景下，「丙午騷動」爆發，許多年輕夫妻選擇暫緩生育下一個孩子，最終導致一九六六年出生人數大幅下降。因此，一九六六年的異常低出生率與其說是前近代「迷信」本身的影響，不如說是媒體、家父長制、集體記憶，以及近代家庭計劃相互交織的結果。 那麼，時隔六十年再度到來的丙午年二零二六年將會是怎樣的一年呢？截至二零二五年中期，尚未觀察到刻意避開丙午生育的動向。另據統計，二零二四年的出生數為六十八點五萬人，幾乎只有一九六六年的一半。儘管非婚化、晚婚化可能持續導致出生數下降，但目前並未指出丙午將進一步加速或惡化此一趨勢。延續了三百六十餘年的迷信，在世界結構劇烈變動的時代背景下，似乎已逐漸喪失其影響力。回顧來看，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丙午定位之轉變，象徵了社會結構和價值變遷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