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衝擊歸僑僑眷，中國「革命外交」讓東南亞華人陷入身份困境。改革開放後，僑務平反與政策轉向重建信任，華商成為經濟開放的重要助力。
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如今六十週年。這是新中國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政治運動。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雖已建立，但「資產階級」仍潛伏於黨內、文化領域與社會結構中，隨時可能復辟。
在此背景下，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張，動員紅衛兵與底層群眾，向黨內「走資派」和一切「四舊」發動全面批判和攻擊。
文革的核心宗旨是「階級鬥爭」，而「輸出革命」成為這一宗旨的延伸。這兩種思維與東南亞華人的生存處境存在深刻結構性矛盾。
當時，東南亞華人家庭在當地經營小商業，還是曾向新中國捐資辦學，只要有親屬在境外，便自動被認定具有「資產階級關係」，或被懷疑「裏通外國」。這種以血緣定罪的邏輯，使東南亞華人及其境內親屬陷入無法自證清白的困境。
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政策以「支持世界革命」為導向，毛澤東公開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武裝鬥爭。這使得東南亞各國政府將當地華人視為「第五縱隊」，懷疑其對北京的忠誠高於對所在國的認同。華人在「祖國」與「居住國」之間兩面不是人：一方面被北京以革命名義裹挾，另一方面被當地政權視為顛覆分子。
建國初期，華僑曾是重要的統戰資產——僑匯是國家外匯收入的重要支撐，歸僑知識分子參與了科技與教育建設。然而文革將統戰對象轉變為鬥爭對象，這種政策的劇烈轉變，正是文革對東南亞華人最根本的制度性傷害。
文革時期，在中國境內的歸僑、僑眷以及海外的華人、華僑遭到迫害。
境內部分：歸僑、僑眷因「海外關係」遭受系統性批鬥。諷刺的是，一九五九年印尼發布第十號總統令引發排華騷亂，約九萬四千名華人因此被中國政府接回安置。然而，這些曾受祖國庇護的難僑，卻在文革中因「海外關係」被懷疑為間諜，被扣上「華僑大地主」、「帝國主義的走狗」或「國民黨特務」等帽子，遭到批鬥。僑務、外交系統遭到衝擊，長期主管僑務的廖承志本人也被打倒。
海外部分：作為文革延伸的革命輸出直接引爆東南亞多國的排華危機。一九六七年在緬甸仰光，華校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引發衝突，緬甸政府藉機煽動排華暴動，中緬關係急劇惡化，中方甚至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武裝。印尼方面，一九六五年「九三零事件」後蘇哈圖奪權上台，以「中共干政」為名對印尼共產黨及華人展開追殺，一九六七年中國、印尼斷交，此後印尼華文教育被全面禁止，華人被迫改用印尼姓名，文化身份遭系統性抹除。馬來西亞、泰國的共產黨武裝鬥爭中，華人是重要參與群體，這使得當地政府長期將華人視為安全威脅。港澳地區雖不屬於東南亞，但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卻是文革在香港最顯著的象徵。
這些事件的共同點是：北京的革命輸出，將東南亞華人置於「忠誠測試」的兩難處境——無論倒向哪一邊，另一邊都會將其視為叛徒。
中國改革派推舉鄧小平上台，開始對文革進行清算。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指出其「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
糾正措施分兩個層面。對內：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僑務機構（國務院僑辦、全國僑聯），廖承志復出主持僑務工作，落實僑房、僑匯政策，歸僑知識分子重新獲得重用。對外：停止輸出革命，關閉東南亞共產黨在華電台與訓練基地，修復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鄧小平對涉僑政策的糾正及對東南亞華人地位的修復是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未能有效吸引外資或者說服跨國企業進行投資；反而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東南亞華人成為改革開放後首批前往中國捐贈或投資的人。而這一批人為了躲避審查或者避免受到居住國或國籍所屬國政府的懷疑，選擇了匿名捐贈或隱藏身份。香港成為這些捐贈和投資的重要中轉站。
文化大革命給東南亞華人帶來一場由意識形態狂熱引發的政治災難：以階級鬥爭的名義、以血緣關係為依據定罪，以世界革命的名義將東南亞華人置於忠誠抉擇的兩難處境。文革的結束與此後對相關錯誤的糾正，雖然恢復了東南亞華人的合法地位，但那段歷史留下的創傷與警惕，已成為東南亞華人集體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頁。然而，也正是這種斷裂，使他們在改革開放後不必背負舊包袱。他們選擇再次相信中國。當跨國企業仍在觀望或望而卻步，東南亞華人已帶著資金、技術與情感率先參與改革開放，香港成為中轉站，匿名捐贈成為常態。他們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意外成為改革開放最早的外部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