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樂隊Chicago的歌曲《Hard to Say I'm Sorry》裏有一句很輕的開場白:「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time away」說的是關係走到疲態,一方需要離開,另一方在歌裏反覆承諾「I will make it up to you」,卻始終把「sorry」拖到旋律的盡頭才勉強吐出。這首歌之所以成為情歌的經典,恰恰因為它捕捉了一種人人都熟悉的曖昧:道歉的話明明在嘴邊,卻總要繞幾個圈,等一個「適合的時候」。政治問責的困境往往不在於沒有人鞠躬,而在於鞠躬之後,那句「sorry」仍然沒有真正說出口。

政治問責制不是一套關於「認錯」的禮儀,而是一套關於「負責」的制度。它的核心定義很清楚:公民或其代表透過機制,對執政者的表現進行監督、提出意見,並要求其承擔責任。這裏的「責任」指向的是政策後果與權力行使的恰當性,而不是官員個人的道德瑕疵。問責的目的是透過追究責任來修補管治漏洞、重建公共信任,從而提升管治的威信與公共回應性。換句話說,一個健康的問責制度最終要讓公眾看到:權力是被約束的,失誤是有後果的,制度本身會因此變得更可靠。如果問責的結果只是一場姿態,而沒有觸及權責關係的實質調整,那它不僅無法建立權威,反而會一點一點侵蝕權威僅存的信用。

香港宏福苑大火後的政治問責,提供了一個值得細讀的當代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