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李在明批評以軍在中東的行為侵犯人權，譴責以軍折磨巴勒斯坦少年，敢於在美以霸權面前說真話，事件迅速升級成為外交風波。韓國並未參與伊朗戰爭，但面臨艱難的外交平衡。
一場始於社交媒體的風波，正在演變為韓國與以色列之間罕見的外交摩擦。四月十日，當持續了四十天的中東戰事按下暫停鍵時，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個人社交媒體上突然向以色列開火。
當天，李在明轉發了一則涉及以色列國防軍的視頻：三名身著以軍制服的士兵站在樓頂，其中一名士兵連續踢踹疑似已經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另一人，直至使其從樓頂墜下。李在明隨文寫道，應查明視頻是否屬實，若屬實，相關方面又採取了何種措施，並進一步將視頻中的行為與韓國長期追究的「慰安婦」問題以及二戰時期猶太人遭受的大屠殺相提並論。
該推文發出四小時後，李在明補發說明稱，視頻中被扔下的是遺體，而非原視頻發布者所宣稱的巴勒斯坦兒童。但他同時又援引了白宮對該事件的評價——「極其令人震驚」。他說，「無論出於何種理由，無論發生在何地，人權都是最後堡壘，是不能拿來與任何東西交換的價值」。上述發言迅速引爆輿論，巴以雙方支持者與韓國兩黨擁躉在推文評論區激烈交鋒。
韓以外交部交鋒互斥
次日，以色列與韓國外交部相繼下場。以色列方面公開譴責李在明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日前夕引用失實言論「不可接受」，聲明最後還以近乎教訓的口吻要求李在明「發帖之前，最好先核實一下」。韓國外交部立刻跟進回應，一方面對猶太人歷史苦難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則強調總統發言實為對普遍人權信念的表達，將以色列的譴責稱為「對總統言論的誤解」，並對以方發言表示「遺憾」。
正當韓國外交部試圖以外交辭令撲滅正在升騰的摩擦之火時，李在明卻不打算讓事件就此終止。他在十一日投下「重磅炸彈」，追加發帖稱，令人失望的是，以方似乎無意對外界圍繞其反人權、反國際法的廣泛批評作出反思。事件發酵到第三天，李在明仍在發文追擊，強調各國主權和普遍人權都應受到尊重，侵略戰爭應被否定。雖未直接點名以色列，但指向性已經相當明顯。
截至目前，雙方尚未將摩擦升級到召見大使等更高級別外交衝突。但這一場由社交媒體發言引發的風暴，已經演變為牽動韓以關係的公開碰撞。風波本身固然足夠引人矚目，更耐人尋味的是，它竟發生在一個本應高度克制的雙邊關係之中。
利益排序下的韓以關係
韓以關係長期將利益置於首位。以色列駐韓使館將韓以雙邊接觸的起點明確追溯至一九五零年。首任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一度計劃向韓國派遣援軍，以抵抗朝鮮人民軍的攻勢，最終因國內強烈反對被迫放棄。即便如此，當時仍處於食物配給制、極度貧窮狀態中的以色列，依然決定向韓國提供十萬美元的醫療和食物援助。
朝鮮戰爭時期以色列對韓國的支持，為兩國關係塗抹上了帶有冷戰色彩的起點，但此後幾十年的現實證明：即便同為美國盟友，也並不必然導向緊密的雙邊關係。韓國的中東外交長期呈現出一種並不符合外界刻板印象的面貌：韓國同阿拉伯世界的聯繫，要比與以色列的關係更為穩定，其根源在於韓國同阿拉伯世界在海外市場、勞務輸出和石油供應方面的高度互補關係。高調向以色列靠攏，是一筆很可能並不划算的經濟賬，因為它能帶給韓國的收益，顯著低於伊斯蘭國家聯盟反制所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韓以關係此後的每一次高低起伏，都沒有脫離這條現實邏輯：安全與價值層面的表態，始終受到能源與市場的約束。
這種利益排序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中表現得尤為鮮明。阿拉伯產油國對在贖罪日戰爭中向以色列提供支持的國家實施了長達一年的石油禁運，致使國際油價在短時間內翻了四倍。對於本土石油資源匱乏、卻又制定了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朴正熙政權而言，此時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孰輕孰重，不言而喻。韓國總統檔案保存的總統秘書室內部政策記錄顯示，維新政府當時已經圍繞原油保障準備了一整套構想：支持巴勒斯坦合法訴求、要求以色列從戰爭中佔領的領土撤軍、以對沙特和科威特的水泥供應爭取兩國原油持續供應，並在必要時調整與以色列的關係。
借以色列發揮
冷戰結束後，伴隨以色列同部分阿拉伯國家關係緩和，中東政治氣氛發生變化，韓國對恢復以色列關係的風險評估也隨之下降。一九九二年以色列駐韓使館重開後，雙方在此後二十年間逐步將關係拉回正常軌道，同時推進以實務為導向的經貿合作。正因為如此，李在明此次突然把人權價值推到台前，才顯得格外反常。
考慮到李在明執政以來總體偏於穩健的作風，這次發聲更像是一次有意為之的政治表達。國家元首級人物親自下場，其意圖傳達的政治含義顯然並不僅限於人權問題本身。當李在明講出「所有的侵略戰爭都應被否定」之時，他的指向並不隱晦。以色列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在相當程度上被視為美國霸權在地區秩序中的延伸。批評以色列，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質疑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邏輯：強者可以無視規則的約束，強者的盟友總能得到豁免，而弱者只能默默為自己療傷。
這種憤懣並非猝然而生，而是在與美國的利益衝突中逐步積累。李在明政府執政伊始，便要面對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貿易摩擦。韓國以三千五百億美元投資法案和進一步開放本土市場為代價，換取的也只是美國部分兌現的優惠關稅待遇；與韓國支柱性產業半導體相關的關稅安排，至今仍停留在政策承諾層面。就在一個月前，美國啟動了針對「製造業結構性過剩產能與生產」的「三零一調查」，作為美國傳統盟友的韓國也被列入調查對象，這意味著當前正在執行的對韓優惠關稅安排，依然存在被重新談判的可能。
未來發展不確定性上升的韓國經濟，又因中東戰事承受了更大壓力。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所帶來的油價上漲，沿著運輸、石化和消費品鏈條層層傳導至韓國社會。民眾在加油站和超市感受到的物價上漲，還只是外溢衝擊的表層；更深處，則是能源缺口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相互疊加所釋放出的國家危機感。當韓元對美元匯率跌破一千五百比一的關口時，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的集體記憶也隨之被喚醒。
特朗普猛批韓國
四月六日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特朗普談及正在與伊朗進行的戰爭時說：「你知道還有誰沒有幫助我們嗎？韓國沒有幫助我們。我們有四萬五千名士兵身處險境，就在（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旁邊，而他有大量核武器。」然而特朗普錯了。他不僅記錯了駐韓美軍人數，也在字裏行間將韓國視為一個未能盡責履行同盟義務的盟友。
外界習慣於把李在明視為一名擅長計算、不斷在現實政治中追逐權力的政治家，卻容易忘記，在他成為城南市長、京畿道知事和韓國總統之前，曾有十六年時間與勞工和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以人權律師的身份進入公眾視野。他公開讚揚特朗普在半島和平問題上所作出的貢獻，但在強權、同盟與現實利益的夾縫之間，李在明試圖表明，自己不僅是韓國利益優先路線的執行者，也並未完全放下那個曾以人權為尺度理解政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