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八屆立法會選舉順利完成並宣誓履職,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穩定進入由治及興的制度良性軌道和效能提升期。從國家層面看,作為國之大計的「一國兩制」進入新階段,必須以高水平的制度安全與高質量的創新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槓桿性和結構性貢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篇與十五五規劃建議港澳篇的戰略與政策指向正在於此。
新階段的香港必須統籌發展與安全:一方面繼續從制度上鞏固和強化高水平安全制度體系和執行機制,特別是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以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為制度依託,健全完善對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整合性規制;另一方面則需要在鞏固香港傳統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類經濟優勢地位的同時,突出對創新科技與人才高地的要素性貢獻,並探索對非經濟的全球治理功能的平台性和制度性承接。這裏呈現的是發展與安全的辯證法,安全是一切發展的基礎,而發展是安全的目的,二者互為條件,而不是互為代價。
無論是發展,還是安全,都需要以「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良性運轉和香港特區的良政善治為制度性保障。「一國兩制」憲制秩序是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憲制基礎的,其所構建的管治體系類型為行政主導。香港法律界和政治文化中長期存在「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之爭,這種爭議既有對基本法體系和條款的解釋性分歧,也有對香港政制發展根本方向的競爭。經歷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和二零一九年修例風波之極端挑戰,中央和香港社會共同經受考驗並牢固確認和維護了行政主導體制。
這裏的行政主導,在憲制解釋上需明晰:一,行政主導是「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中的功能性與治理性原則,是對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的規範性預期,必須以肯定和維護香港基本法所建立的整體性憲制民主架構和原則為前提;二,行政主導有香港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規範性支撐,且符合「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與國際化平台槓桿的制度功能設定,是指向「效能政府」的憲制特別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