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股市在七月最後一週經歷了歷史罕見的劇烈震盪，五個交易日內，KOSPI（韓國綜合股價指數）與KOSDAQ（韓國創業板指數）合計四次因盤中跌幅超百分之八觸發熔斷。廿八日，KOSPI暴跌近一成一，翌日盤中繼續下探至五千二百點附近，創近五個月新低。儘管月末最後一個交易日收復逾一千點，創下歷史最大單日升幅，但最近三十個交易日，KOSPI已累計跌幅接近三成。因股市引發的經濟動盪等爭議，總統李在明的支持度降至百分之四十五點九的新低。
股市強勢上行，是李在明政府最顯要的經濟治理成果。KOSPI首次突破五千點當天，李在明與共同民主黨「KOSPI五千點特別委員會」舉行午餐會；此後指數每跨越一個千點關口，金融監管部門與韓交所都會大肆慶祝。股價漲跌當然不完全取決於政策，但政府既然持續認領上漲帶來的政治收益，便應在行情逆轉後承擔相應責任。
這種責任不止涉及政治倫理，也落到更為具體的風險防範不足。今年四月，金融委員會以增強市場吸引力、減少資金外流為名，將單隻基金對同一股票的配置上限由三成提高至十成，並允許推出以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為標的的兩倍槓桿產品。個人槓桿資金由此進一步集中到最能抬升指數的兩家公司，整個市場也與其股價捆綁得更深。首批十六隻產品中，十四隻押注上漲，只有兩隻押注下跌，產品結構呈現鮮明的單向性。
金融委員會並非不知風險，產品上市前一天，該機構還公開提醒投資者注意負複利問題，准入門檻卻極低：首次購買者只需完成兩小時培訓，並持有一千萬韓元（約七千美元）基本預存款。在全球存儲芯片熱潮和韓國市場狂熱情緒推動下，到韓股觸頂時，十六隻產品的總規模已較首發時的四點四萬億韓元翻倍。
相比強化半導體產業、提高股東回報等見效較慢的結構性改革，兩倍槓桿產品可以迅速把個人資金導向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再將股價上漲轉化為指數漲幅和可宣傳的經濟政績。沒有證據表明金融當局接到直接托市指令，但監管部門明知產品存在負複利和持倉過度集中風險，仍以極低門檻推動上市，說明風險審查在一定程度上讓位於維持市場熱度的政策目標。政府由上漲行情的政治受益者，進一步成為風險結構的塑造者。
進入七月中旬，支撐行情的條件開始逆轉。市場對AI投資回報率的疑慮加深，大規模數據中心建設究竟能產生多少實際利潤；中國長鑫存儲上市和擴產，加之中國國產DUV光刻機進入小批量試製的消息，進一步強化了市場對中國半導體自主化提速的預期，又強化了市場對韓國存儲芯片優勢收窄的擔憂。首輪暴跌當天，SK海力士和三星電子雖公布創紀錄營收，股價卻均暴跌百分之十四左右，外資集中撤離。
這時，上漲階段的資金放大器轉為下跌加速器。槓桿產品每天都要調整頭寸以維持兩倍槓桿，股價下跌便會觸發被動減倉；十餘隻產品集中押注兩家公司，額外賣盤隨之加重跌勢。槓桿產品並非股災的唯一原因，卻放大了政策原本應當防範的市場波動。
暴跌次日，原定舉行的國會政務委員會金融部門業務報告成為追責現場。金融委員長李億元與金融監督院院長李燦鎮承認金融當局負有維護市場穩定的最終責任，並在社會民主黨議員韓昌民要求下公開致歉；但二人仍將下跌主要歸因於外部衝擊和全球市場波動，拒絕接受股災是「人禍」的定性，也沒有回應在野黨要求辭職的呼聲。
國民力量黨將矛頭指向總統室，追問其是否為地方選舉前托舉指數而推動產品上市。共同民主黨的質詢方向耐人尋味，集中於監管遲緩和補救措施，將責任定義為技術性失誤，並未觸及青瓦台的上層推動責任。
高官推槓桿產品被刑控
年初親自發起並推動該政策討論的青瓦台政策室長金容範在其他場合的解釋也與兩名監管負責人相似：承認槓桿產品會放大波動，卻否認其構成主要原因。他同樣沒有逃脫問責，等待他的是更為嚴厲的刑事指控。八月三日，金容範遭前首爾市議員刑事告發，被指涉嫌濫用職權妨害權利行使、強迫及業務妨害。
槓桿產品不可能製造半導體產業預期的逆轉，真正需追問的是，政府是否為延續指數上漲，把普通投資者和整個市場置於更加陡峭的風險曲線上。上漲時分享政治收益，下跌後只談全球市場，既無法解釋政策選擇，也不足以恢復市場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