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病逝，享年89歲。他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奠基者。他沒有從政經驗，秉承父親董浩雲的愛國情懷，以及跨國企業管理的歷練，展現遠見和胸懷，克服內外阻力。他對外發揮國際人脈的影響力，對內要消除公務員系統內「崇英疑華」的暗流，面對沒有「解殖」的官場和社會，更要面對媒體的嚴苛批評，但董建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獲國際認同一國兩制的可行性，讓鄧小平的政治構想落實。
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二零二六年九月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九歲。他是香港一國兩制的奠基者，以一個企業家的背景，沒有從政的經驗，但卻秉承父親董浩雲家族的愛國情懷，以及跨國企業管理的歷練，毅然肩負第一任特首的重任。他的遠見和胸懷，克服內外的阻力。他對外發揮國際人脈的影響力，廣結善緣，對內要消除公務員系統內「崇英疑華」的暗流洶湧，面對沒有「解殖」的官場和社會，更要面對媒體的嚴苛批評，但董建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讓國際認同一國兩制的可行性，讓這項鄧小平的政治構想落實，成為中國制度創新的「簽名」。
回歸三十年後回顧，一九九七年回歸，香港並沒有經過「解殖」的過程，皇后大道中還是皇后大道中，公主道還是公主道，從米字旗到五星紅旗的易幟，很多人心沒有回歸，尤其十八萬公務員，不少都是崇拜英美，也有外國護照，對中國充滿疑懼，或是不理解，因而形成董建華的改革政策寸步難行。但董建華以他的遠見和胸襟，盡量化解。
董建華的遠見
董建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從末代總督彭定康手上接過的香港，其實危機四伏，經濟上看似站在高峰，實際上暗藏黑洞。同年十月，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大鱷索羅斯狙擊外匯市場，董建華政府沉著應戰，打破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的教條，終於得保不失。當時香港實質GDP仍增長約百分之五點三，失業率只有約百分之二，財政儲備充裕，樓市、股市在回歸前後一片亢奮；但這種繁榮很大程度建立在資產價格急升、地產及金融業膨脹之上。九七年前數年住宅樓價與股市屢創新高，土地收入又是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一旦資產價格逆轉，家庭財富、銀行按揭、地產商融資與政府收入便會同時受壓。他任內面對非典型肺炎（沙士SARS）疫情，和房地產價格下跌的衝擊，使得他的施政備受壓力。
董建華的遠見，在於指出香港不能只依靠地產、金融和轉口貿易。一九九八年，他成立由曾任柏克萊加大第七任校長田長霖主持的創新科技委員會，委員會提出的目標，是把香港建成「華南及區內的創新科技中心」，範圍包括資訊科技、設計、多媒體、中醫藥、高增值產品及零部件、科技人才，以及成為中國內地與世界之間的技術轉移市場。政府其後設立五十億港元（約六億四千一百萬美元）創新及科技基金，推進應用科技研究院，並發展數碼港。
香港差點成為芯片港
最知名的案例則是漢鼎亞太創辦人徐大麟於一九九九年提出在香港建立多座晶圓廠的「Silicon Harbour」計劃，並希望與後來創辦中芯國際的張汝京合作，把台灣科學園區模式移植香港。
但計劃要求土地及政策配套，當時卻受到「政府補貼私人企業」、「變相炒地」及違反積極不干預傳統等質疑。最終漢鼎放棄香港方案，轉往上海；上海提供土地及稅務優惠，其後張汝京在上海建立中芯國際。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大學二零二二年的再工業化研究，也把「錯過中芯」列為香港產業政策的重要反思案例。數碼港因沒有公開招標批地予單一發展商而引發「利益輸送」爭論，「矽港」、中藥港等構想亦未按最初藍圖實現。
董建華是政府領導層中很早提出「知識經濟」概念的人，而且關心教育、財富分配和社會流動。對於今日力圖發展北部都會區、創新科技的香港政府來說，依然有啟示意義。二零二五年公布的新田科技城規劃提供三百十一公頃新增創科用地，與河套香港園區合計形成接近三百公頃創科空間；政府明確規劃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微電子及智能裝置、新材料、新能源及綠色科技，並第一次把原型製造、中試、小規模生產乃至製造寫進土地用途。某程度上也是在實現董建華當年未圓的「創新科技轉型之路」。
二零零三年，是董建華政治生涯最低谷。沙士令香港一度近乎停頓，同時，政治上，《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引發大規模七一遊行，自由黨其後撤回支持，政府擱置草案。
與此同時，他沒有灰心，在同年六月二十九日，推動內地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七月二十八日起，內地居民「個人遊」首先在廣東部分城市推行，即所謂的「自由行」，令沙士後旅遊、零售和服務業迅速復甦，二零零四、二零零五年實質GDP分別增長百分之八點四和七點一。在董建華下台前，香港經濟已見起色，董建華推動的「自由行」，亦是香港在曾蔭權時代經濟迅速復甦的原動力之一。
董建華的胸襟
相當多與董建華共事過的人，都推許他的人格，具有非凡的親和力。練乙錚政治立場與董建華相距甚遠，一九九八年仍然獲聘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參與政策研究、施政報告及重要演辭起草。練乙錚就自言：「董先生早就知道我的政治觀點，也容得下我。」董建華甚至多次勸他多返內地看看祖國發展。
來自異見者的批判，往往最真誠。練乙錚也寫道：「論識見和幹勁，董先生可以把任何一位高官比下去。」練乙錚形容董建華缺乏政治權術，言及曾任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鄭維健更曾向他慨嘆一句：「董先生人太好。」更可見董建華的遠見得到不同觀點人士的認可。
前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事後回憶，她說董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已有很多實際想法，可惜「『班底』不足夠、公務員團隊亦不配合」，故稱董「壯志未酬」。當時就普遍認為，曾與董建華長期共事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與其不和，政治判斷、施政方針均迥異，然而董建華亦能予以包容，原意是董建華第一任任期屆滿（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退休，但卻獲董建華挽留，雖然最終提早至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退休。
任內與反對派對話
董建華與民主派雖然經常發生衝突，但董建華也依然與之保持良好的對話、溝通。二零零三年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風波後的十月份，董建華亦會見楊森率領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就政制發展、經濟、公共財政及教育交換意見。二零零四年政改爭議期間，他又公開表示願意協助民主派與中央溝通，強調應「減少對抗、加強溝通」，並向中央如實反映香港情況。同年七一遊行後，董公開向示威者說：「無論你們用什麼方式表達你們的意見，我們都會細心聆聽」，並承認政府施政「的確有不足之處，需要改進」。
董建華逝世翌日，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發出唁電，給他的正式定位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知名的愛國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並概括董建華擔任行政長官時期，是「『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變為生動實踐的開創性階段」。董建華時代，上承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管治，下開「長期堅持」的一國兩制事業，儘管在具體政策上，他施政屢屢失當，但他富有遠見，亦具有包容異見、容納不同意見的胸襟，洞察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而且勇於任事，並且作系統性改革，雖然功敗垂成，卻留下勇於改革的範例，對今天香港的發展依然有啟示意義。
現任特首李家超則評價道：「以前瞻視野建立機制。」認為董建華為CEPA、跨境制度化合作建立了「框架」，作為董建華繼任者的曾蔭權稱讚道：「終年無休，即使在週末亦心繫公務、夙夜匪懈。」
二零零五年，董建華由於「腳痛」下台。下台前，他的民意支持歷經眾多施政失當，已陷入低谷，在二零零四年國家主席胡錦濤也對董建華說：「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反映董建華的黯然下台情境。然而，時至今日，董建華的歷史評價則高得多，曾任中策組顧問、政見與董迥異的練乙錚也在《浮桴記：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裏說：「我估計，歷史對董先生的個人評價，會比他的政績正面得多。」
在胡錦濤直接對特區政府與董建華的批判之後，二零零六年，時任國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曾慶紅接見民建聯主席馬力，又送給民建聯八字方針：「內強素質、外樹形象」，期望民建聯要改善自己的水平與能力，亦反映董建華施政失當，不只是個人能力，亦由於與之相配合的建制派的限制。
具有戰略思維
董建華在上任執政前，並沒有太多政治經驗，僅在一九九二年開始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並無實質的施政經驗。進入政府以前，他長期生活在國際航運世界。東方海外的官方悼文指出，董先後領導公司十四年，在公司陷入嚴重困境之際主持重大重組，並較早推動全球貨櫃航線網絡和資訊科技在航運業的應用。在企業年代，他就勇於改革、求變。然而，相關知識挪用到施政方針上，卻難以實踐。
曾任董建華首席智囊、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董逝世後回憶說，董「有戰略思維」，提出過很多長遠發展主張；但他也直言董「在駕馭公務員隊伍和社會政治方面有不足之處」，因此宏大理念往往難以落實。
退而不休成立團結基金
董建華離任後，他依然關心香港前途，雖然曾經在一段時間於公共領域沉寂，但是他依然為香港出謀獻策，二零零八年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會，二零一四年再成立團結香港基金，把大量精力重新投向香港土地、房屋、人口和產業政策。劉兆佳披露，董建華卸任數年後曾對他表示，看到香港政治鬥爭不絕、經濟多元化進展緩慢，尤其任內許多宏大計劃未能落實、甚至受到誤解，令他一直「耿耿於懷」，所以決定重新投入公共事務。董建華創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運用自己多年經營航運及與美國政商界建立的人脈，推動中美民間交流。同年二月，基金會已促成中美退役高級將領在海南三亞舉行首次對話，形成後來持續多年的「三亞倡議」。
歷史評價越來越好
二零一四年成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更是影響深遠，基金會成立之初即把政策研究放在核心位置。董建華二零一六年接受訪問時說，希望基金會研究香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找出長遠發展的大方向」，並首先把土地和房屋列為優先項目。基金會二零一五年發表首份土地房屋研究報告，提出增加土地供應、重啟填海、建立土地儲備，以及以補貼置業方式增加市民分享資產增值的機會。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事業全方位覆蓋，包括創新科技領域，也把中國文化研究院、香港地方志中心納入旗下，工作由經濟政策延伸至文化、歷史和國民認同，全方面為香港政府出謀獻策，同時團結香港基金也成為政府的人才庫，建立起研究人員與政府的「旋轉門」，為香港政治人才培養建立階梯。
回顧特區過去廿九年，董建華雖在任內經歷眾多爭議，但他的評價隨著時間過去，卻顯得比當初好得多。董建華，為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奠基，儘管在眾多領域壯志未酬，但他勇於任事，敢於對深層次矛盾進行結構性改革，同時對異見者虛懷若谷的胸襟，依然值得今天的香港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