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五月二十四日在杭州病逝，兩天後在當地火化，將安葬在珠海。全球華文媒體都爭相報道再復去世，惋惜大師級的文學批評家從此離開我們。他在「六四」後曾經漂泊美國多年，近年回國定居，也在香港住過，最近這幾年就住在珠海。

劉再復的一生，就是讀書、思考、著書，一旦停筆不寫，腦子停止思考，就不再是我們熟悉的劉再復。他八十五歲去世，親朋好友和讀者都哀悼。但是，他在去國前寫的文學批評論著、去國後發表的大量學術研究和隨筆散文，其價值和意義，早就超過了他年齡的長度。

我非常同意香港科技大學文學教授劉劍梅對父親的蓋棺定論：他獨鑄的文化精神家園，將永遠存在。值得慶幸的是，與其他「六四」後去國的一些名家相比，劉再復是幸運的，因為他最後的人生歲月，是在他心心念念的祖國度過——就其一生而言，也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他曾說過，自己生命中有三次巨大喪失，那就是童年喪父、文革喪書、八九後喪國。至少，最後的喪國，出現了轉折。對此，他曾經在自己二零零四年首度回國時做出解釋：因為今天中國可能是鴉片戰爭以後，這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時期。顯然，他想要親身見證這種變化。

劉再復出生於福建，在陳嘉庚先生創建的廈門大學讀書。畢業後進京，以研究魯迅出道，因思想開放、文筆犀利，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脫穎而出，於一九八五年就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並擔任《文學評論》雜誌主編。同年，劉再復將之前發表的幾篇重要論文集結出版，那就是為他奠定文學批評大家地位的文學理論著作《性格組合論》，在理論界產生巨大影響，被評為一九八六年中國十大暢銷書之一，次年獲得由多個主要報刊聯合頒發的「金鑰匙」獎。

《性格組合論》對新時代文學的創作可謂意義重大。劉再復基於文學就是人學的基本立場，系統提出了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打破了毛澤東文藝理論帶來的傳統「單一化」典型塑造，在文學評論界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年輕學子和作家中影響深遠，以至於他自己都承認是八十年代文學界的「弄潮兒」。一九八七年，劉再復執筆寫作《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總論（及頭條）正式出版，因為與文藝界領袖周揚共同署名，再次引起轟動。

去國後寫作豐收季節

「六四」學潮，劉再復辭去所有公職，流亡美國。「喪國」的傷痛，曾經讓他彷徨一段時間。但很快，他就重回研究和寫作，形成他一生寫作的高潮期，就是劉劍梅所說的劉再復「文化精神家園」。

我覺得，他的海外寫作，在三方面大有成績。一是回憶，尤其是關於改革開放時期文學理論界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如果劉再復沒有出國，許多內幕難以書寫，其中包括胡耀邦、胡喬木、周揚、胡繩等人的故事，對全盤了解那個時代的文藝界改革內幕和相關人物意義重大。二是拓展研究範圍，劉再復的《紅樓夢悟》、《高行健論》等，均有獨特見解和貢獻。三是自省和反思的散文創作。劉再復的《漂流手記》系列、《西尋故鄉》、《人論二十五種》、《五史自傳》流傳廣泛，影響無數海內外華人。

此外，去國之後，劉再復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加拿大卑詩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台灣中央大學等院校分別擔任過客座教授、講座教授、名譽教授與訪問學者，這不單是為了謀生，更重要的是，劉再復在全球的學術界廣泛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在「漂泊的思想者」之外，還是「中華文化的傳播者」。

值得一提的是，劉再復與哲學、美學大師李澤厚的共著《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一九九五），對中國前途的討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理論刺激。該書主張以「改良」替代「革命」，來推動漸進式的變革，讓中國穩定進步，解構了狹隘的「革命」史觀，引發了海內外的激烈討論甚至爭議，顯示了李劉兩人對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探索，充滿了開拓者的勇氣。可以肯定，如果他們沒有流亡海外，就不可能產生這部著作。

劉再復一九九四年在卑詩大學講學一年，我與他和夫人陳菲亞、小女兒劉蓮相識，來往甚多。陳菲亞的生活氣息很濃，而劉蓮漂亮大方，也聽話孝順，這個家給漂泊在外的劉再復提供了一個溫馨的感情港灣。在那個時候，劉再復尚沒有完全從去國的惆悵中走出來，對人生有許多感慨。但是，最令人難忘的是，他思想開放，十分健談，知識淵博，跟所有的人交朋友，善於尋找生活中的亮點和積極一面。在追求精神層面上，他永遠敞開著自己的心靈。

當時我在卑詩大學維真神學院讀基督教碩士課程，我們也常常探討信仰的問題。他對基督教並無排斥，甚至鼓勵夫人和女兒去參加教會的活動。記得有一次，已是傍晚時間，劉再復突然致電我，說李澤厚來溫哥華看望他，兩人談起基督教，有些小爭論，他要我去他家，跟李澤厚談談這個事情，我開玩笑說：你在跟李澤厚教授傳福音啊。結果，那天我們三人談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問題，聊到半夜。我把這件事記錄下來，發表在日本的一個雜誌上，也引起了一些反響。

當年林達光教授在卑詩大學，他們邀請同樣流亡在外的趙復三教授來演講，十分轟動。我覺得，劉趙兩人因為共同的際遇，再加上都醉心學術研究，心靈相通，遂成好友。在海外漂泊的歲月，劉再復與李澤厚、趙復三、高行健等人，彼此傾訴交流，形成了一個小型的「文化中國」，慰藉彼此的心靈，也啟發彼此的學術和創作靈感。。

我還記得，在一九九四年，社科院將劉再復的書籍物件，從他的宿舍中清掃出去，引發抗議。幾年後，我在溫哥華獨家專訪時任社科院院長李鐵映（政治局委員），還為劉再復請命，他的回答是，社科院年輕學者少宿舍，劉再復去國多年，宿舍空著，應該分配給年輕人。話雖有理，但做法粗糙，難免令人詬病。

一九九六年我在《溫哥華明報》辦《明筆》副刊，和余光中、瘂弦、洛夫等一樣，劉再復也相當支持，時常寄來稿件，其中好像也包括他跟林崗合寫的文章，給我幫助和鼓勵極大。我跟自己說，要多翻翻他送給我的那些書，在書中跟他繼續對話探討，因為他的生命，藉著他這些思考的結晶，會繼續陪伴我們，啟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