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以AI詞元消耗量化排名,卻陷入效率迷思,須記取明代與越戰的教訓,真正產生價值。 禤駿遠,Ian Huen,企業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共史學文學碩士。著有《The Rising Sons: China's Imperial Succession & The Art of War》及《What Bruce Lee Didn't Know About Kung Fu and Other Revelations About China》;新作《你說的是從前——清末與今日中國》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電郵:[email protected]
近來AI進入科技公司,矽谷出現一種怪現象:tokenmaxxing(AI詞元最大化)。所謂token,是大語言模型處理文字代碼時的基本單位,也被譯作詞元。AI工具用得越多,token消耗也越多。原本,token只是技術與成本單位;可是,在部分科技公司內部,它竟成為工作表現的象徵。員工使用AI工具,消耗更多token,似乎便能證明自己更「AI-native」,更懂新技術,也更像高效工作者。 據報Meta曾有員工建立名為Claudeonomics的token使用排行榜,追蹤員工使用AI工具時消耗的token數量,並列出最高用量者。榜上還有「Token Legend」等稱號,像遊戲一樣鼓勵員工競逐名次。問題在於,token用量一旦公開比較,員工自然設法衝高數字:讓AI agent多跑任務,多生成內容,多處理未必需處理的上下文。表面看來,公司AI使用率上升;實際上,卻未必帶來更佳產品、更快交付,或更高品質。 Amazon近期也有類似情況,據報,其內部曾有名為KiroRank的排行榜,追蹤員工使用 Kiro AI開發平台的情況。公司後來停用此榜,因它可能鼓勵員工為了提高分數,製造不必要的AI任務,徒增成本。Amazon高層Dave Treadwell亦提醒員工,不應為用AI而用AI,而應用AI解決具體的客戶、業務和創新問題。此語正點出tokenmaxxing的癥結:重點不是用了多少AI,而是AI是否真正解決問題。 明代殺人冒功的歷史鏡鑑 Tokenmaxxing的出現,令我想起明代軍隊的「殺人冒功」。明代軍功制度中有所謂「首功」,即以斬獲敵人首級作為軍功憑證,再據此升賞。制度初衷不難理解。戰場混亂,誰勇誰怯,誰真正衝鋒,往往難以查證;但首級可見、可數、可呈報。朝廷要管理龐大軍隊,自然傾向把戰功轉化為可計算的數字。敵首越多,似乎戰功越大;數字越清楚,賞罰也似乎越公平。 可是,一旦首級數字成為升官發財的憑證,便會產生極強造假誘因。《明史・程啟充傳》載,程啟充曾批評當時軍功流弊,指出「軍職授官,悉準首功」,於是出現「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等問題。所謂買功,是權貴以金帛向軍士購買首級;所謂冒功,則是甲衝鋒斬首,乙卻奪其功;更嚴重者,甚至「殺平民以為賊」。此語沉重,當國家把首級變成軍功數字,無辜百姓也可能淪為報功材料。明廷並非不知此弊,戚繼光《紀效新書》軍令中,便有「妄殺平人者斬,虛報功級者斬」一類嚴令,足見官方清楚殺良冒功和虛報首級之害。然而,制度激勵往往勝過禁令。前線士兵需賞銀,將領需捷報,文官需可呈報的成果,朝廷需看見邊防有效,而首級數字,依然是最可量化的憑據。 此非明軍獨有,越戰期間,美軍也曾把敵軍死亡人數視為衡量戰爭進展的重要指標。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納馬拉出身企業管理與數據分析傳統,重視模型、統計和量化指標。敵軍死亡越多,似乎代表美軍越接近勝利;若能不斷提高敵我傷亡比,戰爭也似乎終會因消耗而取勝。 可是,越戰不是單純消耗戰,也不是死亡數字就足以理解的傳統戰爭。越共與北越軍隊有強大政治動員能力;南越政府是否合法、農村民心如何、地方控制是否穩固、游擊戰網絡能否延續、美國國內反戰情緒如何發酵,皆比敵軍死亡數字更能左右戰爭走向。死亡數字不但可能失準,更會鼓勵前線部隊誇大戰果,甚至把平民死亡計入敵軍傷亡。 越戰量化的謬誤 這問題後來稱為麥納馬拉謬誤,又稱「量化謬誤」。其要害不是說數字無用,而是說決策者若只重視容易量化之物,便會忽略難以量化卻更關鍵的因素。麥納馬拉謬誤最可怕之處,在於它披着理性外衣。數字看似冷靜、客觀、科學;相比之下,士氣、民心、合法性、信任、恐懼皆顯得模糊,難以管理。可是,歷史一再說明,真正決定成敗的,往往正是那些不能輕易放進表格的東西。 從明代首功,到越戰死亡人數,再到今日tokenmaxxing,其邏輯可謂近同。明代軍隊追逐首級,可能導致殺良冒功;越戰部隊追逐body count,可能導致誇大戰果,誤判戰局;科技公司追逐token用量,則可能導致無效工作、成本暴漲和生產力幻覺。差別只在代價不同:明代付出平民生命,越戰付出戰略失敗與人道災難,今日科技公司則付出金錢、時間、工程品質與組織判斷力。 因此,tokenmaxxing雖似趣聞,實則是古老問題的新版本。任何制度若把「可量化」誤認為「最重要」,便會引導人追逐數字,而非改善現實。公司當然可以追蹤 token,正如國家可以統計軍功,軍隊可以記錄戰果;但成熟管理必須明白,數字只是工具,不是目的。AI時代最需要的不是更多token,而是更清楚判斷:哪些工作值得AI介入,哪些成果真正創造價值,哪些指標只是在製造幻覺。說到底,問題不在AI,也不在數字本身。社會學家Bruce Cameron說過:「不是所有有份量的東西都能量化;不是所有能量化的東西都有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