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我在讀劉震雲老師的《一句頂一萬句》。在下部《回延津記》中，主角曹青娥幼時被拐、後為人買下作養女，與養父吳摩西離散，自此，她時常在夜裏夢到自己失散的養父吳摩西。「但夢得多了，過去清楚的爹，面龐也漸漸模糊起來。白天細細想，也只能想出一個大概，爹的眉目、鼻子和嘴，被想成了一團麻花。原來一個人的面容，這麼不經想。」讀到這句，我的心突然像被針扎了一下，泛著綿密的刺痛，驀地想起了我的外公。
外公去世竟也是將近一年前的事了。去年暑假，在連醫生也搖著頭說他的癌症病情已無力回天後，外公被從醫院送回了鄉下老家，躺在床上，吊著氧氣。媽媽和小姨們、我和表兄弟們都收拾行李回去，我久違地又住進了那棟破舊得白牆也泛綠的樓。
外公很想活著，按理來說，他享受天倫之樂的日子才剛剛開始。他生命的最後幾天，因為西藥也起不了藥效，媽媽們就給他熬中藥，他一邊喝，一邊像自我寬慰般地說自己貌似好些了，覺得自己還能活。我們嘴上應著，附和著，心中又明白，時鐘指針的每一次跳動，大概就是他生命的倒計時。
該如何回憶外公呢？他個子很高，在那個南方農村的貧困年代，同輩人多半因營養不良生得單薄，他便高得格外突出。因此許多親戚也笑稱我的個頭是「隔代遺傳」。長年務農讓他的體格生得健壯，病痛卻在他75歲時把他折磨得只剩嶙峋瘦骨。
我讀小學時，父母的單位都離家遠，中午沒法及時趕回來燒飯。於是從四年級到六年級的兩年裏，外公承擔起了照料我的任務。一個原本不會做菜的人，竟為我琢磨出全世界最好吃的酸菜魚的做法。晚上寫完作業，我會窩在客廳和他一起看廣西衛視的抗日電視劇，但他總是看著看著就睡著了，然後在我旁邊打起震天響的呼嚕。
高中，我到了離家一百多公里的省會讀書。高三那年，因為壓力太大，我選擇在校外租房外宿，父母因工作走不開，於是這一年同樣是外公來陪我度過的。我習慣在教室學到很晚，他便也在校門口等我到夜裏11:30。高三時精神緊繃，脾氣也變得暴躁，因為一些無傷大雅的小事，我卻衝他發過好幾次火，所以在畢業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每次去看望他，我都覺得尷尬，感激和愧疚交織著，也不知道怎麼表達。但後來外公主動和我說，他知道我當時是壓力太大了，因為每次來打掃我的房間，滿地都是頭髮。他沒有直說寬恕的話，我懂得他從沒怪過我。那個暑假我做家教，賺了一筆錢，包在紅包裏給他，金額不多，但外公很開心。
後來上了大學，每半年的假期才會見面。到了24年，媽媽和小姨們開始頻繁地帶外公去醫院，起初她們只和我說是他身體不太好，需要做檢查，但後來我才知道他得了胃癌。媽媽們同樣沒有把具體的病因告訴外公，所以他一直很樂觀，也積極治療。可惜沒有奇蹟出現。本科畢業的暑假，回到家，我去醫院看他，曾經那麼高大的一個人變得如此的萎縮，躺在病床上，手和腳腫得連針都扎不進。他歎氣，說：「外公沒辦法了」。我杵在那兒，「放寬心、別這麼想」這些話，我根本說不出口，我只能沉默。醫生把我們這些家屬叫到辦公室，說現在給他用藥只是勉強維持生命的手段，現在可以考慮後事如何處理了。我那時才懂，原來死亡這件事說出口是這麼平淡的。
但外公最後還是知道了他得了什麼病，於是他給我媽和小姨們一個一個打電話，說：「你們把我接回去吧」。醫生曾經說過他的求生意志很強，所以即使到了後期癌細胞已經大幅地在他的身體裏擴散，但他的精神面貌不算很差。最後的那幾天，他實在是太疼了，我不知道死亡對他來說算不算解脫，他明明那麼想活著。
外公去世的那天，家裏來了好多人，很熱鬧，但不是那種熱鬧。我想起韓劇《請回答1988》裏，女主角德善的奶奶去世的那一集，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場景：滿屋子的人，喧囂、走動。媽媽們笑著招呼賓客，但我知道她們內心的沉重，她們努力克制不讓悲傷外溢，卻在身旁無人靜坐的時候忍不住地哽咽。
那個暑假，我拿到香港大學的offer，外公依舊給我留了升學紅包。後來放假，再回到外公家，總覺得心裏空落落的，那個見到我總是笑瞇瞇說著「回來了呀」的老人已經不在了，原來人們常說的「親人的離世是一場潮濕的大雨」是這種感覺。
「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遺忘才是。」謹以這篇手記懷念我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