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關於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的新聞，就想到小國的無奈。新加坡面積上屬於小國，但是在國際關係和全球地位上卻獨樹一格。這離不開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具有前瞻性的領導和治理。
新加坡地處東南亞，而有別於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及汶萊，新加坡絕大多數居民是華裔，華裔佔總人口的七成以上。這也讓新加坡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同鄰國的關係。鄰國大部分人口為馬來族，大部分信奉伊斯蘭教。
再加上新加坡於1965年建國時，世界正處於冷戰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正在進行意識形態對抗。這導致新加坡必須面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與鄰國和國內的種族與文化（及宗教）分歧。新加坡當時生存處境非常複雜。
但也就在如此複雜的周邊及國際環境當中，新加坡能實現快速發展且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是繼日本之後，亞洲地區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其餘為香港、台灣及韓國。而如果更仔細觀察會發現，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當中唯一在東南亞的經濟體。新加坡迄今仍然是東南亞最具現代化且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甚至是最具全球競爭力的國家。李光耀作為新加坡領導人，厥功至偉。
但即便如此，新加坡仍然謹慎處理同鄰國和大國的關係。而考驗這個過程的其中一個節點，就是每年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
香格里拉對話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院主辦，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從2002年開始，它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安全對話論壇，參與者多為國家領導人、政府首腦、部長級官員以及各國智庫。
香格里拉對話在中國也引起討論，且有一些非議其正當性。比如，有觀點認為，參與國當中大約一半來自亞太地區以外，每年的對話主題由英國方面拍板決定，屬於區外國家主導亞太安全議題。因此，中國有些觀點認為，香格里拉對話是區外國家在新加坡協調及介入亞太安全事務的場合，議題未必有利於中國。
然而，中國內部這些觀點在批評對話機制的同時，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新加坡的存在和發展，對地區從來不是威脅，甚至恰恰是維持對話得以中立進行的穩定器。要理解這一點，需要回顧新加坡的生存模式及其與中國的長期互動。
新加坡的生存模式及外交方針由李光耀定調，而且李光耀同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有著密切的私人關係。李光耀生前多次為中國建言獻策，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初期。
如果李光耀在宏觀層面提點中國，那麼新加坡另一位「國父」、前副總理吳慶瑞（Goh Keng Swee）則在細節和具體方案層面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助力。他曾參與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規劃與建設，是新加坡成為發達國家的功臣之一。
吳慶瑞於1984年從新加坡公職退休後，鄧小平派遣時任副總理吳學謙到新加坡，邀請吳慶瑞擔任中國經濟發展顧問。1985年，吳慶瑞正式獲聘為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遊顧問。隨後數年，他每年往返新中兩國，進行考察並撰寫報告做為政策參考。
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ISSCO）首任會長王賡武曾表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多數國家並不看好。最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的外部力量是海外華人，也是貢獻最大的群體。許多在東南亞的華人經由第三地（如香港）比較低調地在中國投資並做出貢獻，盡力避開東南亞國家的審查。
新加坡作為具有合法性的國家，以官方立場支持中國改革開放；而許多東南亞華人則以「非正式」的身份和自己的方式參與其中。正是這種長期積累的互信與合作，使得新加坡主辦的香格里拉對話雖然存在「區外主導」的爭議，卻不應被簡單視為反華平台。新加坡的角色更接近一個中立的橋樑，而非任何大國的代理人。這一點，或許是中國內部批評聲音中較少被注意到的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