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瀏覽新聞網站時，讀到一篇標題為《印尼無需中國也能讓鎳產業持續運轉》（Indonesia doesn‘t need China to keep its nickel industry afloat）的文章，頗有感觸。該文由印尼獨立智庫「經濟與法律研究中心」（CELIOS）兩名研究員執筆，刊登於網路評論媒體《亞洲時報》（Asia Times），發表時間為 2026 年 7 月 24 日。
文章核心論述指出，中國對印尼鎳產業的大規模投資，令印尼形成一定程度的產業依賴，文中亦對中方在合作中的態度提出質疑。文章提到，印尼在尚未掌握鎳產業鏈核心技術的階段，確實高度倚重中國；不過自從印尼設立國家主權基金 Danantara 之後，政府積極布局鎳產業，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策略。文章披露，除中國企業之外，Danantara 已經接洽法國合作夥伴。全文結論正如標題所言：印尼不需要依賴中國發展鎳產業鏈。然而這篇評論存在明顯的片面性。
與此文立場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另一篇研究文章《印尼資源民族主義考驗對華關係》（Indonesia‘s Resource Nationalism Is Test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於 2026 年 6 月 10 日刊載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院（ISEAS）線上刊物《Fulcrum》。文中提出，鎳產業已經成為印尼與中國雙邊經貿的「經濟基石」。中資企業在冶煉廠、工業園區與電動電池材料設備領域累計投資超過六百五十億美元（業界統計口徑）。印尼推動礦產下游化工業政策之所以能夠落地，很大程度得益於中資企業願意在政策變動之下承擔經營風險。可以說，印尼能夠崛起為全球主要鎳製品生產國，也是中國工業資本進入東南亞的重要印記。
不過普拉波沃總統上任後，國內資源民族主義氛圍持續升溫，印尼政府對中資鎳企業的監管態度逐步收緊。即便政策風向出現調整，文章判斷：印尼對於中國資金、產業技術的需求遠比公開表述更高，短期內很難透過西方、日本或韓國資本全面取代中國的角色。
兩文相互對照，可以清晰看見立場落差：CELIOS 評論飽含本土優越感，主張印尼可以脫離中國獨自發展鎳產業；ISEAS 作為第三方學術機構則冷靜點明，全球範圍內願意投入巨量資金、成套技術與產業人才，協助印尼搭建完整鎳下游鏈條的經濟體寥寥無幾，中國正是少數願意投身其中的參與者。
更關鍵的盲點在於，CELIOS 選擇性忽略一項核心現實：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鎳製品消費市場。就算印尼在生產環節成功降低對中資的依賴，當前全球能夠穩定吸收印尼近九成鎳產品出口的市場，依舊以中國為主。換言之，印尼與中國的產業聯繫不僅存在於生產供應鏈，市場端的依存關係同樣難以切割。
那麼，CELIOS 這種迷之自信從何而來？該智庫觀點是否等同普拉波沃政府的真實政策思路？這場爭論，也令人聯想到亞洲各經濟體邁向工業化過程中遭遇的各種挑戰。
任何國家想要推進工業化，先決條件極其苛刻，並且需要把握合適的外部時機。日本是亞洲首個完成近代工業化的國家，其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便是二戰後獲得美國大力扶持。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冷戰兩極格局之下，將日本培植為東亞重要盟友，協助飽受戰爭摧殘的日本重建經濟。日本順勢把握美國戰後援助與冷戰地緣環境，集中資源發展內部產業，短短二三十年成長為亞洲成熟工業大國。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接續迎來工業化契機。
當日本產業逐步成熟，開始向外轉移產能，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把握機會積極引進外資、技術與人才，順應全球產業轉移浪潮完成工業升級。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推動改革開放，同樣抓住產業外移與全球化蓬勃發展的窗口期，循序漸進建構工業體系；依不同統計標準，2025 年中國工業產能約佔全球總規模三成。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經濟體邁向工業化，都需要承擔相對應的成本。環境負荷、勞工議題、資源消耗、貧富差距擴大，是工業化進程普遍出現的陣痛。從日本的水俁病、早年香港嚴重污染問題、新加坡外籍勞工議題、台灣過往血汗工廠現象、韓國工業污染，再到中國大陸快速工業化階段衍生的環境與社會挑戰，皆是真實寫照。如今有意承接下一輪全球產能轉移的印尼，自然也難以例外。
這種理想化的工業化想像並非印尼獨有。印尼部分智庫與媒體習慣放大檢視中資企業在地營運衍生的爭議，包含環境衝擊、本地勞工權益、商品價格波動等問題；背後某種程度是希望收穫工業化果實，卻不願承受對應代價，傾向將矛盾向外歸因的心態。在尚未完全吃透鎳產業鏈核心技術的情況下，印尼國內已經出現「無需中國」的聲音，依循這條路徑推動產業自主，前路勢必更為崎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