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香港財經界最轟動的財經新聞，其中一宗莫過於中國恒大清盤人正式入稟，向核數師羅兵咸永道（PwC）提出高達五百七十億元人民幣（約八十四億美元）的天價民事索償。
在這場世紀官司開審前夕，香港兩大監管巨頭證監會與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會財局）早已史無前例地重手出擊：證監會與PwC達成協議，由對方拿出十億港元（約一億三千萬美元）賠償予恒大合資格公眾散戶；會財局則開出三億港元罰單，並祭出即時禁接上市公司新生意六個月的極刑。
談回該五百七十億元人民幣的天價索償。這只是冰山一角，恒大清盤人的胃口顯然不止於此，他們甚至將戰線燒到其國際總部，跨海追討三百八十億元人民幣。羅兵咸國際總部如今正極力撇清關係，辯稱自己僅收取特許權費、出借品牌供大中華區成員所營運，本質上不應承擔實質審計責任。
這場官司之所以值得所有投資者與專業人士翹首觀望，核心不在於金錢數字，而是在於它完美示範了現代清盤人角色的根本性蛻變，以及隱藏在背後的龐大新興產業——圈內人稱之為「訴訟基金」（Litigation Funding）。
時移世易，現代的清盤人發現了一種回報更豐厚、更具攻擊性的賺錢方程式，就是直接狀告上市公司的核數師專業失德，逼迫這些富可敵國的會計師行為了保住商譽，在枱底下作出巨額和解賠償。
這種將訴訟權轉化為生財工具的模式，在香港金融圈早已是有跡可循的套路。例如二零零九年的雅佳案，便是香港歷來最大宗的核數師賠償標誌性個案。雅佳被揭發造假賬清盤後，清盤人向香港安永（EY）窮追猛打追討四億美元，雙方最終達成秘密和解，市傳安永賠付了高達兩億美元才得以脫身。這種轉變讓清盤人從被動的資產管理者，搖身一變成為主動出擊的資本獵人。
秘密調查核數師疏忽
要看清這場資本遊戲的最新走向，就必須跳出傳統清盤人角色的舊框框。以近年轟動全球的新加坡來寶集團（Noble Group）以及德國金融科技巨頭Wirecard破產案為例，有做空機構及訴訟基金在企業還未正式清盤前，就已經秘密資助獨立調查機構去搜集核數師疏忽的證據，將早已準備好的證據給予核數師致命一擊，在這種新玩法下，核數師面對的不再只是企業死後的債務清算，而是面對一個由對沖基金、清盤人、法律專家和訴訟基金所組成的跨業金融聯盟，其攻擊力與情報網遠比單純的清盤人恐怖得多。
過去二十年，全球四大會計師行（Big 4）之所以能安枕無憂，全靠精妙的特許經營（Franchise）法律架構。不論是安永、畢馬威、德勤還是羅兵咸，其國際總部都只是個空殼，僅靠收取成員所的特許權費營運，各地的成員所（如PwC香港或PwC中國）在法律上都是獨立實體。這種架構建立了一道堅不可摧的法律防火牆，確保地方成員所出現重大審計失誤時，不會燒到全球總部的根基。
然而，恒大清盤人這次跨海狀告羅兵咸國際總部，正是在挑戰這個維持了半個世紀的避險神話。國際法律界近年出現了「實質控制權（De Facto Control）」的司法新趨勢，法庭開始審視總部是否對地方成員所有實質的品牌監控與品質審查。如果這道防火牆被恒大案一拳打穿，意味著未來全球任何一個角落的審計失敗，跨國總部都必須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這將徹底改寫全球會計業的遊戲規則，甚至逼使跨國總部為了自保，收回地方成員所的自主權，導致全球金融審計的權力再度高度集中。
恒大作為一家本質上資產在中國內地、架構在開曼群島、上市在香港的典型紅籌企業，他們既要面對中國內地對於「數據安全」和「國家機密」的嚴格監管，又要面對香港普通法體制下清盤人那種毫無保留的財務披露要求。在這種兩難局面下，大型核數師行為了自保，近年已開始出現戰略性放棄高風險跨國企業審計的現象。這亦解釋了為何後來接手恒大的是本地「細行」（規模較小的本地會計師行）上會栢誠，因為只有沒有包袱、無懼跨國訴訟的「細行」，才敢在風口浪尖接手這種燒焦味極濃的盤數。
在索償方來看，現實依然是一場極度冷酷的「有大食大」利潤遊戲。清盤人與訴訟基金之所以放過上會栢誠這類本地「細行」，只咬著PwC不放，並非因為「細行」沒有審計疏忽，純粹是因為「細行」身上榨不出油水出來。
從右派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利益驅動的商業訴訟雖然冷血，但客觀上卻透過自由市場的利潤誘因，實現了最高效的自我監管，迫使跨國大核數師行為了保命而提升審計質素，比任何官僚機構的執法更具阻嚇力。
但當然另一方面亦有人會說，這種遊戲規則只保護了有能力支付昂貴入場費的大玩家。當訴訟基金、頂尖大律師與跨國核數師在法庭上進行動輒數億元的銀彈消耗戰時，那些真正蒙受巨額損失的底層小債權人和小股民，其命運往往只能寄望於監管機構象徵性的賠償協議。
在真正由資本主導的獵殺盛宴中，他們依然只是大鱷盤中被順帶犧牲的碎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