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中聯辦新春團拜會上宣布，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根據安排，李家超將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的專責團隊進行統籌。該規劃將涵蓋經濟、創科、人才及民生等多個領域強化香港「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定位，將是融合香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與中國內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一大突破。
長期以來，「積極不干預」被視為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然而，隨著世界地緣形勢的快速變化，外部環境日益惡劣，社會各界對政府的期待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就說，香港正經歷從「大市場、小政府」向「高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管治文化轉變。
李家超在專訪中明確指出，面對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龐大機遇，香港不能被動等待，必須「主動爭取對接」。為此，他將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的專班，統籌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這意味著，政府將從幕後走向台前，在保持規則的守護者身份的同時兼顧產業的策動者角色。這種「有為」，並非是轉向傳統意義上的指令經濟，而是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發揮政府在頂層設計、資源整合和戰略引導上的關鍵作用。特別是在發展創科產業，解決包括醫療、住房在內受到民眾熱切關注的深層次民生問題上，若沒有政府的長期規劃和大手筆投入，僅靠市場自發調節，難以突破瓶頸。
放眼全球，即便是最成熟的市場經濟體，也離不開中長期的戰略規劃。香港此次制定五年規劃，完全可以借鑑鄰近地區的經驗教訓。
首先是澳門，作為同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澳門早在國家「十二五」規劃期間便開始系統性地制定自身的五年發展規劃。澳門經驗的核心在於「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精準定位。通過規劃，澳門成功將「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與「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納入法治化、規範化的軌道，避免了政策的碎片化和短視化。
澳門同時通過包括中期檢視在內的多次進度檢查，將成果量化之餘，也能令民眾有感，形成政府和社會的良性互動模式。尤其在首個五年計劃廿一項主要目標中有十五個達成、三項接近預期的成就下，澳門二五計劃的社會諮詢階段得到了百分之七十八的民眾支持。
在東亞地區的日本與韓國，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也有一定的計劃經濟色彩。日本戰後成立經濟企劃廳，先後制定了十四項前後連貫、期程明顯的經濟計劃。首個「經濟自立五年計劃」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九六零年代被統稱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三個經濟計劃更是成功推動日本戰後經濟奇蹟的發生。
韓國「五年計劃」始於一九六二年，由政府主導推動出口導向型工業化，被公認為韓國經濟騰飛的基石。雖然隨著民主化進程，韓國政府因政治需要，逐漸轉向市場自我調節，但政府在關鍵時期對產業引導政策不減，塑造了包括半導體在內的優勢產業集群。
因此，香港結合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嘗試，早在亞洲各地就有先例可援，頗堪借鏡。
在制定五年規劃的過程中，核心議題是如何定位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角色。李家超多次強調，香港要繼續做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重要角色，更好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安排下的制度優勢。
過去幾十年，香港憑藉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主要承擔了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世界在中國的「超級增值人」角色。香港在連接中國與世界，促進資金、貨物和資訊的流動的同時，也起到了幫助國際資本參與內地經濟活動，獲得豐厚回報的作用。然而，在當今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單純的「連接」已不足以應對挑戰，也難抓住新的機會。
在經貿領域，香港要為中外合作提供法律仲裁、智慧財產權保護、綠色金融標準等高增值服務。完成「資本流通通道」到「通道疊加增值空間」轉型，需要政府在教育、人才培養、專業服務標準化等方面進行長遠的規劃和投入，這也是五年規劃要解決的問題。
五年規劃的制定，不是要讓香港放棄「自由市場」的優勢，而是要讓自由市場與內地的經濟體制更好接軌，讓香港和內地能更積極地相互協調，更好地發揮各自優勢，以應對多變的世界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