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令香港從以往的金融中心、航運樞紐，進一步向打造化解全球商業爭端的中心邁進。然而逆水行舟下，面對新時代考驗，香港需將東方「促和」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頂尖的商業運作硬實力深度融合，真正接住這波戰略紅利，讓「香港調解」成為全球商界在動盪時代中最具公信力的名片。
過去一段時間，國際調解院的籌備與落地，一直處於西方輿論的聚光燈下。在新冷戰陰霾中，部分聲音習慣性地將中國牽頭建立的新機制，解讀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甚至擔憂其目的是為了架空聯合國或世界貿易組織（WTO）。對此，國際調解院一再重申，新機構是現有爭端解決機制的補充，絕非取而代之；日前香港首次主辦的全球調解峰會，更重申專注在國際商業糾紛上。在逆全球化與貿易摩擦加劇的今天，是把握機遇的契機。近日在香港舉行的「全球調解峰會」正向世界展示，香港國際調解院有能力為跨國企業排憂解難，更能鞏固香港自身的地緣經濟價值。
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在「全球調解峰會」致開幕辭時透露，總部設在香港的國際調解院日前成功處理了一宗海事爭議，並達成書面協議。涉事方來自中國及新加坡，這是調解院落戶香港後，首宗成功處理的爭議。同時有消息人士指出，國際調解院目前已接到一兩宗尋求調解的個案，且全部屬於「國際商業糾紛」，只要調解員就位即可進入實質處理階段；此外，預計未來調解院處理的絕大多數案件，都將以商業、投資糾紛為主。
這些進展都印證了其「在商言商」的定位，不捲入大國博弈的政治泥潭，專注於解決市場上的真問題。這清晰地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信號，即調解院並非用來打外交口水戰的擂台，而是跨國企業和投資者止損、解套的服務平台。
在這次全球調解峰會上，縱觀其嘉賓陣容，匯聚了來自四十八個國家及地區的四百多名專家，其中有肯尼亞駐華大使、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ICSID）的資深調解員、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法律高管，以及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法官等。這些重量級人物的參與說明，國際調解院的吸引力早已跨越亞洲，並覆蓋到全球南方國家以及多邊金融機構。而峰會探討的「頂尖調解員的促和智慧」、「用戶為何選擇調解」等議題，都是硬核的實操經驗，這遠比任何空洞的宣傳都更具說服力。
不過，要深刻理解香港發展國際調解的比較優勢，必須直面當下跨國企業出海時遭遇的困境。隨著全球產業鏈重組，中資企業與新興市場國家在基建、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日益頻繁，在複雜的跨國商業交往中，摩擦與違約都是常見的商業糾紛。遇到糾紛怎麼辦？傳統的解決路徑往往是訴諸對方法院或進行國際仲裁，但這本質上都是「零和博弈」。
若是陷入跨國官司的企業，動輒耗時數年，天價的律師費與調查費足以拖垮一個項目；而且，一旦雙方在法庭上撕破臉，多年積累的商業信任便蕩然無存，贏了官司往往也意味著永遠失去了這個合作夥伴。因此，以協商與促進為重點的國際調解就應運而生。
相比之下，國際調解的邏輯則不追求法官判決下的非黑即白，而是由中立的調解員，引導雙方尋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探索雙贏的解決方案，主打「和氣生財」的商業底色。獲任命為國際調解院調解員的梁美芬亦指出，當交易雙方對彼此所在國家的法律制度缺乏信心，誰也不願在對方的地盤解決爭議時，國際調解院就成了最具吸引力的「第三方」。它是自願的、保密的，且達成的和解協議同樣具有強大的國際執行力，這無疑是處理跨國界法律糾紛的最優解。
擁有國際調解院的總部地位，並非代表香港可以躺贏。面對新加坡等週邊地區在法律服務領域的強勢競爭，香港亦應保持危機感。同時，香港除要持續完善本地的法律配套與生態圈，還應擴充法律人才庫。不能僅僅依賴熟悉本地普通法的律師，更要重金招攬精通非洲國家商法、伊斯蘭金融法、以及熟悉國際專利與數字資產糾紛的全球頂尖調解專才，打造一支能處理最複雜跨國糾紛的國際團隊。
在全球化遭遇逆風、保護主義與地緣壁壘高築的今天，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對話、妥協與修復。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令香港從以往的金融中心、航運樞紐，進一步向打造化解全球商業爭端的中心邁進。然而逆水行舟下，面對新時代的考驗，香港需將東方「促和」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頂尖的商業運作硬實力深度融合，真正接住這波戰略紅利，讓「香港調解」成為全球商界在動盪時代中最具公信力的一張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