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美國與歐洲主要國家正陷入前所未見的失和。特朗普奉行唯美國利益、甚至唯個人意志是從的路線，刻意輕忽甚至蔑視歐洲國家的立場與核心利益，導致跨大西洋同盟關係急遽惡化，走向結構性崩解。「西方世界」不再鐵板一塊，跨大西洋兩位昔日並肩而立的紳士如今劍拔弩張，往昔優雅克制的身段蕩然無存。 美歐國家自二戰結束以來，之所以能在國際舞台上長期維持某種紳士風度，關鍵並不在於道德自覺，而在於戰後西方繁榮與穩定所提供的堅實物質基礎。正是這種以成長換取妥協、以分潤吸收衝突的結構，使彼此間的矛盾得以被消化；如今這套支撐體系正在快速失效。 在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歐在安全與經濟上高度一體，而持續而強勁的經濟成長猶如潤滑劑，使資本獲利、勞工薪資上升與政府稅收擴張得以同時並行。正是在這種三方皆得其利的條件下，內部張力被掩蓋、外部摩擦被延後，西方得以在對外關係中展現從容而自信的紳士風範。 全球化，尤其是產業向低成本地區的轉移，曾被美歐經濟強權包裝為一種「帕累托改進」：即便本國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但更廉價的商品能提升全社會的實質購買力，而經濟體亦可順勢轉向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與創新領域，理論上最終能讓所有人受益。 然而，這種「涓滴效應」的期待在現實中遭遇了嚴峻挑戰。產業空心化並未在各地同步催生足夠的新興高品質就業，反而加劇了區域差距與階層斷裂。當經濟成長這部吸收矛盾的主引擎逐漸失速，原本被增長掩蓋的分配問題便毫不遮掩地浮上?面。 正是在這樣的壓力鍋環境中，歐美社會的集體認知與政治議程開始出現根本轉向。過去數十年來，「對外開放」、「多元文化」與「承擔國際責任」在主流話語中被視為自由主義秩序下理所當然的進步價值，是西方身份認同與道德領導地位的自然延伸。它們被賦予高度的正當性，背後的經濟與社會成本卻長期被宏觀敘事所淡化。 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自覺未獲其利、反而受損的群體，開始對這些概念進行祛魅。這些價值不再只是抽象理想，而是與自身生活條件緊密相連的具體代價。對外開放，原本被描繪為普世善行，如今卻意味著本土勞動市場長期承受不對等的成本競爭，意味著就業機會外移與地方產業的凋零。 同樣地，多元文化在福利資源緊縮的情境下，被部分民眾解讀為傳統文化的流失，並加劇對醫療、教育與住房等公共資源的競逐，進而引發身份認同與分配優先順序的焦慮。承擔國際責任亦復如此。無論是接納難民、提供對外援助，或在氣候治理上扮演領導角色，在財政捉襟見肘、國內公共投資不足的背景下，越來越容易被視為對本國納稅人資源的透支甚至浪費。 於是，以內部優先為核心的民粹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迅速獲得滋養。歐美選民開始以更現實、甚至更功利的標準審視國家大政方針，要求任何對外承諾都必須先通過一項嚴格的「國內福祉審查」：它能為就業、薪資、社區安全與福利體系帶來何種直接回報？當好處不再顯而易見，而成本卻清晰可見時，支持開放、多元與國際合作的共識迅速萎縮。 內部需求塑造正當性 這一轉變，標誌著西方政治邏輯的深層重構。政治正當性越來越依賴於即時回應內顧性的物質訴求，而非描繪遙遠的全球主義藍圖。英國脫歐、「美國優先」、歐洲極右翼勢力崛起，以及保護主義政策回潮，皆是這一政治經濟邏輯變化的直接產物。對外政策日益被國內分配政治所綁架，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則因缺乏可兌現的國內敘事而舉步維艱。 全球化的裂變使西方世界越來越難以將內部矛盾向外轉嫁，社會凝聚力、經濟繁榮與國際角色同時失去支撐。於是，替罪羔羊政治捲土重來，移民首當其衝，貿易夥伴乃至戰略盟邦也相繼被指責。特朗普率先發難，對長期盟友歐洲毫不留情，跨大西洋關係急轉直下，斯文掃地。 當西方工廠的機器聲不再獨奏全球生產的主旋律，一場深層的國內政治經濟危機與經貿關係惡化隨之發酵。「西方」正面臨一個尖銳矛盾：經濟成長放緩之際，社會對公平分配、福利保障與優質公共服務的期待卻因老齡化與生活成本飆升而持續上揚，形成難以彌合的「預期赤字」；與此同時，原本水乳交融的盟邦關係也開始斤斤計較，「算大帳」成為新常態。 過去十餘年間，全球經濟權力完成了一場靜默卻深刻的轉移。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製造業體系憑藉龐大而高效的產業鏈，重塑了全球供應鏈的樣貌，也在多個技術應用領域實現從追趕到並行、甚至局部引領。結果是，西方世界曾引以為傲、視為天賦權利的壓倒性優勢——無論是製造能力、成本控制或完整產業生態——正由絕對優勢轉為相對優勢。 在此下行壓力之下，美歐諸國已無暇顧及紳士風範。特朗普與歐洲極右翼相繼現形，跨大西洋的傳統情誼被撕裂，「親兄弟明算帳」成為寫照；所謂的「西方」逐漸裂解，而東方的輪廓愈發清晰，也越來越呈現出昔日西方自詡的那種從容與節制的紳士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