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近幾年我注意到，在日本的餐飲店與便利店打工的外籍人口，其國籍面貌正在發生變化。不久前，便利店店員多半來自越南；但如今，來自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的勞工似已成為較多數。前些日子走進一家居酒屋，廚房裏看到的大部分為來自南亞的年輕人。一名來自安徽的女性經理則說：「如今在日本的打工市場，中國人已是少數了。」回顧外籍打工者來源國籍的變遷，可以清楚看見過去三、四十年來日本經濟的起伏，以及與周邊各國之間力量關係的變化。 外籍人口大量進入日本勞動市場，是從一九八零年代中葉後開始的。一九八五年日本在留外籍人口的國籍比例中，韓國、朝鮮籍佔八成以上，中國籍佔百分之八點八，美國籍百分之三點四，菲律賓籍百分之一點四。韓國、朝鮮籍之所以佔壓倒性多數，最大的原因在於其中許多人是戰前便已居住於日本，擁有前殖民地背景。因此，在思考一九八零年代的「外國勞工」時，不能忘記他們並不是「新近來日本討生活的外國人」，而是許多在日本出生、成長的外籍居民。 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後半，情況開始迅速改變。一九八九年，日本約有九十八萬名在留外國人，到了一九九五年已增加至約一百四十一萬人。日本居民的國籍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一九八九年，韓國、朝鮮籍仍居首位，約六十八萬人（七成）；第二位為中國籍，約十三萬人（一成四）；以下依序為菲律賓籍約三點九萬人（百分之四）、巴西籍約一點四五萬人（百分之一點五）。到了一九九五年，韓國、朝鮮籍約六十六萬人（四成九），中國籍約二十二萬人（一成七），巴西籍約十七萬人（一成三），菲律賓籍約七萬人（百分之五），秘魯籍約三點六萬人（百分之三）。 當時，巴西籍就業者爆炸性增加的背景之一是一九九零年修正《出入國管理法》後，日裔第二代、第三代及其家屬得以取得「定住者」等在留資格，就業限制大幅放寬。面臨嚴重缺工的日本，放寬了具有日本親屬與血緣淵源的日裔巴西人之入境限制；另一方面，當時巴西正飽受高失業率之苦，來日人數迅速增加。愛知、靜岡、群馬、三重等製造業聚集地帶，隨即開始僱用大量巴西籍勞工。 此外，中國籍居民自一九八零年代後半也持續增加，到一九九八年，在留人數已超過二十七萬人，比例達到一成八。當時中日存在巨大經濟差距，在改革開放尚未全面展開的中國人眼中，日本的勞動所得高得驚人。許多中國人以留學生身份來到日本，一邊在日語學校等處學習，一邊工作。由此，日本人當中也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與「活生生的中國人」直接接觸，這成為日本社會對中國觀感發生變化的一個契機。從這個時期開始，戰後日本「外國人=在日韓國、朝鮮人」的既有結構逐漸消除。 中國籍勞工比重快速擴張 二零零零年代後，中國籍人士在日本外籍勞工市場中的比重急速擴大。二零零五年，在留外國人約一百九十一萬人，其中第一位為韓國、朝鮮籍，約五十八點六萬人（三成一）；中國籍約五十點二萬人（二成六）；巴西籍約二十九點八萬人（一成六）。韓國、朝鮮籍人數下降，除第一代移民陸續被淘汰外，第二代及其後代歸化日本籍的情況增加，也是其中一項原因。 到了二零一零年代，日本迎來了一個與今日直接相連的重要轉折點。二零一五年的在留外國人中，中國籍約七十一點五萬人，韓國、朝鮮籍約四十九點二萬人，菲律賓籍約二十三萬人，巴西籍約十七點三萬人，越南籍約十四點七萬人，尼泊爾籍約五點五萬人。此時中國籍在留者仍以壓倒性優勢居首，但在勞動市場上，越南籍人士已開始暴增。越南籍人士暴增的背後，在於日本的人手短缺與越南方面希望赴日工作的需求相互結合。 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中國國內工資水準的上升，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人到日本從事低薪勞動的經濟誘因逐漸降低。日本所需的低、中技能勞動力來源也逐漸從中國轉向越南，「中國人是外籍勞工最大勢力」的時代就此走向尾聲。 以二零二零年代為分界點，來自緬甸、印尼、斯里蘭卡的就業者大幅增加。這背後，一方面是日本少子高齡化所造成的年輕勞動力不足，以及低薪長期持續；另一方面，餐飲業、便利商店、零售業、看護、營造業、製造業等各個領域都面臨嚴重的人手短缺。此外，對於輸出勞動力的國家而言，則存在與日本之間的工資差距、年輕人口過剩、國內就業不足、對外匯的需求，以及先前赴日工作的親友所形成的人際網絡等各種因素。雙方供需條件相互結合，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局面。 日本外國就業人口的變遷，正直接反映出日本以及相關各國各自經濟實力的消長，以及伴隨而來的人員流動變化。日本的少子高齡化在短期內看不到改善的可能；而即使近來工資水準略有上升，長期侵蝕日本經濟的低薪問題也很難說已經得到根本改善。面對周邊各國經濟情勢正在發生變化的現實，日本今後是否仍然是一個能夠讓海外勞動人口「願意選擇」的地方，恐怕也將成為判斷日本國力興衰的一項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