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韓國總統李在明訪日前的新聞發布會上，青瓦台國家安保室長魏聖洛就訪日的預期成果進行了簡要介紹。在他短短四分鐘的發言中，卻出現了一個頗為生僻的名字——長生煤礦。

這座煤礦位於日本本州西部的傳統重工業城市宇部市，開採可追溯至大正時期；在曠日持久的太平洋戰爭中，煤炭作為戰時資源被壓榨至極限；隨著日本戰敗，它也隨之停轉，在瀨戶內海旁靜靜見證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衰。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上午，一百八十三名礦工進入長生煤礦的海底巷道開始採煤作業，只是這一次，他們再也沒有回來。

海底煤礦開採需先由岸邊沿煤層向近海底部打通工人採煤的礦道，由於礦道上方是體積巨大的海水，一旦出現滲水或連通通道，其危險程度往往高於一般煤礦的漏水事故。在安全與技術並不成熟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礦工每一次進入海底坑道作業都是生死考驗。在戰時空前的煤炭供給壓力下，為了盡可能便利地開採海底煤層，長生煤礦將當時日本法律中關於安全作業的相關規定視若無物。發生事故的坑道距海底僅有三十七米，低於「四十七米」的安全線，把本應作為「防水蓋」的覆蓋岩層削薄到危險區間；距離入口一公里處的頂板因此出現坍塌，巨量海水沿通道湧入，坑道很快就被海水充滿，慘劇由此降臨。

當天的新聞中很快就出現相關消息：通過緊急排水工程，大部分礦工已經獲救。實際上，煤礦管理方的動作也確實非常迅速——事故發生後，他們以防止二次事故為名，用最快的速度封閉坑道入口。當少數摸到入口的倖存者意識到返回的路已不再存在之時，他們被迫回頭，面對無盡海水，在黑暗和窒息中迎來死亡，很難想像這究竟是怎樣的絕望。

一百八十三名死者中有一百三十六名朝鮮人。這並不奇怪：長生煤礦還有個名字——朝鮮煤礦，原因在於長生煤礦的礦工多數是朝鮮人。長生礦難不是一場孤立事故；從慘劇向深處發掘，人們不禁要問：遇難的一百三十六名朝鮮礦工是怎樣來到日本的？

他們多數都不是自願來到日本的，真正把他們推向海底巷道深處的，是日本的戰時動員體系。當日本先後捲入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泥潭中時，煤炭、鋼鐵、造船等軍需工業都在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吞噬勞動力。已經意識到本土人力資源趨向枯竭的日本政府，於一九三八年緊急制定了囊括朝鮮人的《國防動員法》。

擁有兩千五百萬人口的朝鮮半島無疑是一座人力富礦，而且當時日本已經殖民該地近三十年，熟諳依賴地方行政單位將權力觸角伸入基層的邏輯。每當日本軍需部門或本土企業出現勞動力缺口，殖民政府就匯總數據，再將指標拆解給治下的每個道、郡、面（近似為省、市、鄉三級單位）。儘管名義上是面向社會的招募，但在實際執行中，基層警察和行政部門往往以高薪誘騙、直接抓捕等手段完成指標。

這是帶有強烈暴力脅迫意味的徵召，朝鮮居民沒有拒絕權利。正面拒絕者會遭致毆打，想間接躲過強徵的人員，其全家則可能因此受到牽連——斷絕本就不多的戰時救濟糧供應。

來到日本的朝鮮勞工進入的是另一個地獄，他們將被壓榨盡任何一點價值——只有勞動和死亡兩種可能。

這些勞工被分配到工作強度最大、風險最高的崗位，還要在監工虐待和盟軍轟炸中完成至少每日十二個小時的工作。關於強徵與死亡規模，由於名冊戰後多有散佚，學界難以給出完整、統一口徑；巴黎政治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一九三一到一九四五年期間，至少六十七萬名朝鮮勞工來到日本，其中六萬人喪生。

被捲入絞肉機的不只有朝鮮勞工，戰爭最後兩年裏來到日本的四萬名中國勞工中，有近七千人葬身他鄉。如果將目光投向中國大陸，東北、華北、華中等淪陷區的強制役使達到了驚人的千萬級規模。在這裏，日軍甚至不需要披上「招募」的外衣，憑藉刺刀就驅趕無辜群眾走向礦山和工地，把死亡變成制度化的日常。

一百八十三名長生礦難遇難者的遺骸至今仍留在廢棄的礦井中，遇難者家屬和日本民間團體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打撈遺骸的請求，卻總被以「需要調查」的官腔擋回。魏聖洛說：「希望把長生礦難等歷史問題，作為日韓兩國能夠在人道主義層面開展合作的契機。」

然而，宇部市一九八二年設立的長生煤礦紀念碑上卻寫道：「為日本和天皇犧牲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