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難，老大難，老大一抓就不難。中共前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這話的時候，大概沒想到多年以後，有人會在深水埗一幢唐樓的樓梯轉角，想起這句話。樓梯窄得只容一人，扶手是老式鐵花，牆上「學文堂」三個墨字金漆剝落得差不多了。三樓住著退休的陳老師，房間很小，一床一桌一椅，一個紫砂壺擱在窗台上，陽光打下，壺身泛著暗沉的光，像一塊被反覆撫摸過的舊玉。
「你看這壺」，他說，也不看我，自顧自注水，「養了四十幾年。李瑞環講過，『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從書本上學，但許多東西書本上是沒有的』。這把壺的茶漬，就是書本上沒有的」。水從壺嘴流出來，帶著很深很深的褐色，像把整個下午的陽光都泡了進去。我呷一口，澀，然後甘，一種說不清楚的溫潤從喉嚨滑下去。
這壺從不洗。「茶漬是壺的靈魂」，他摩挲著壺身，「每沖一次，壺就吸一層。四十年的普洱、水仙、鐵觀音，一層疊一層。你聞聞——」他把壺湊到我鼻尖，一股複雜的香氣鑽進來，不只是茶，還有時間，還有無數個下午的陽光和話語，還有那些已不在的人的手指的溫度。
陳老師教了三十幾年中文，看著一代代學生從認得方塊字到只認得ABC。「你看這條街」，他指向窗外深水埗的街市，招牌密密麻麻，但漢字像退潮的海水，一年比一年少，取而代之的是英文字母，冰冷整齊，像一排排倒下的墓碑。
我記得小時候的香港，招牌是會說話的。霓虹字從樓宇側面伸展出來，顏體、柳體、瘦金體，每一筆都帶著性格。「得如茶樓」用隸書，穩穩掛在騎樓下，像老人在榕樹下乘涼。手寫餐牌，毛筆字在紅紙上，「是日例湯」、「特價小菜」，字跡或潦草或端正，背後都有一個握著筆蘸著墨、一筆一劃把日子寫進去的人。但這些都在消失。
李瑞環說過：「對待傳統文化，既要繼承，又要發展。繼承是基礎，發展是目的。」陳老師呷一口茶，慢慢地說：「但現在，繼承那層沒有了，發展出來的是什麼？是整街英文招牌，是後生仔只知韓星不知粵劇。」後來我認識了更多的「茶漬」。廟街強哥賣了四十年煲仔飯，煲底的焦痕層層疊疊，他說那是「吃進肚子的歷史」。上環蓮姐的涼茶舖，銅煲裏的藥材漬厚得像地殼，她說刮不得，刮了就沒了功力。旺角陳伯補鞋開了五十年，鐵腳上包了一層手汗和鞋油混合的黑色光澤，他說這是他的「文憑」。他們都是香港這把紫砂壺用了百幾年養出來的味道。
可是現在有人要洗壺了。用鋼絲刷，用漂白水，把那些褐色的、深棕色的痕跡一層層刮掉。先刮掉那些字——銅鑼灣滿眼英文招牌，茶餐廳餐牌都用英文寫，彷彿中文見不得人。再刮掉那些聲音——電台播K-pop，電視放日劇，廣東話被擠到角落裏。然後刮掉那些味道——老式茶樓一間間消失，蝦餃燒賣的叫賣聲聽不到了，商場裏只有咖啡店，年輕人排隊吃拉麵和部隊鍋，蝦餃腸粉成了「老土」。
西九文化區更讓人心驚。難得的海濱空地，建的是一座座西式建築，M+博物館掛西方當代藝術，咖啡店賣牛角包和拿鐵，節目單中英對照，英文總在上面像主人，中文在下面像僕人。中文中學被「升格」為英文中學，大學用英文上中國文學課。
李瑞環說過：「只有懂得祖國歷史的人，才會真正熱愛祖國。」但現在香港年輕人有幾個懂得自己城市的歷史？他們追捧韓星日式打扮，蜂擁去日韓，看不起自己的語言，對自己城市的老區不屑一顧。
這就像一把紫砂壺被人用鋼絲刷狠狠洗過，養了百餘年的茶漬刮得一乾二淨，露出淺色泥胎，看上去乾乾淨淨，但從此沖出來的茶，淡而無味。
陳老師三年前去世了。遺物裏那把紫砂壺，他女兒不知道價值，隨手扔進垃圾袋。我把它撿回來，偶爾沖一壺茶。茶色很淡了，我沒有他那樣的耐性去養它，也可能這城市已沒有那麼多好茶讓它吸收了。
壺身的茶漬還在，光澤暗淡了許多。我看著它，想起李瑞環另一句話：「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團結就是生命。」香港這把壺，曾經靠各種文化交融養出獨一無二的茶漬——中西合璧，華洋雜處，那是它的味道所在。但現在有人要刮走其中一半茶漬，壺失了平衡，茶也不是味了。
李瑞環還說過：「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保育文化不是靠開記者會、辦幾個展覽。文化活在茶樓阿姐的叫賣聲裏，活在霓虹招牌的筆鋒裏，活在煲仔飯的焦香裏，活在紫砂壺的茶漬裏。這些東西消失了，建再多博物館也不過是為文化木乃伊化妝。
這個城市正被用最粗暴的方式洗刷，百年茶漬一片片剝落。但茶漬刮得再乾淨，味道還是滲在泥裏，滲得很深。或有一天，壺被洗得發亮如新，才有人問：為什麼茶再也沒有味道了？那時，陳老師、強哥、蓮姐都已不在。霓虹招牌堆在新界貨倉，像無人認領的遺骨。這城市終於變成一把乾淨的壺，放在櫥窗裏展覽，標籤上寫著「國際都會」。只是再沒人記得茶是什麼味道。壺還是那把壺，泥還是那些泥。但茶漬沒了，就什麼都沒了。
又想起李瑞環一句話，像根針扎進這城市的脈搏——「要想公道，打個顛倒。」倘若洗壺的人願意站到壺的立場想一想，也許就會明白：茶壺的價值，從來不在於它有多乾淨，而在於它泡過多少壺好茶，養出了多厚的茶漬。洗掉了，就真的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