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善彥，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前中廣海外部記者兼播音員，聲優。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記錄》、《台灣人的牽絆》。 電郵： [email protected]
日相高市早苗於一月十九日傍晚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將於二十三日解散眾議院，並定於二月八日舉行眾議院改選。高市表示，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並在改選以取得過半席次為目標。高市希望藉由當今的高支持率，擴大執政黨席次，以取得更強的政策推動力。 剛開始，外界普遍認為，在高支持率的加持下，自民黨有望單獨取得過半席次並大勝。但隨著在野的立憲民主黨，以及截至去年仍與自民黨維持執政聯盟關係的公明黨，開始出現籌組新政黨的動向，日本政局頓時增添變數。兩黨宣布以「中道改革連合」為新黨名稱，並由兩黨黨魁共同表示，希望「凝聚更溫和的保守派與更自由派人士，對抗極端主義，作為負責任的中道勢力發揮功能」。 考慮到高市本身與極右勢力的高度親和性，以及一向標榜「貫徹守護和平的中道主義」的公明黨退出自公聯合政權，先前在選舉中流向參政黨等勢力的極右、國家主義選民，這次轉而支持高市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自民黨因此仍有可能獲勝。 不過，對自民黨而言，真正棘手的問題在於：過去在選舉中密切合作二十五年以上的公明黨，因對高市的不信任與反彈而退出執政聯盟，並明確表態將與在野勢力建立共鬥體制。公明黨以佛教系新興宗教團體創價學會為支持基盤，長期以來作為具備穩定動員力的選舉機器，支撐自民黨政權。雖然隨著信徒高齡化與池田大作辭世，昔日被稱為「創價八百萬」的動員力已顯露疲態，但綜合媒體報道，在都市地區仍被認為具備「一個選區約一至兩萬票」的實力，長期以來在接戰選區左右勝負。此次選舉中，自民黨不僅無法再理所當然地期待公明黨票源，若這些票流向在野勢力，過去勉強勝出的候選人可能陷入苦戰。 被害妄想衍生對華恐懼 失去公明黨選票的自民黨，被指可能會更加露骨、直接地訴諸排外民粹主義以填補空缺。正值高市關於「台灣有事」的發言，使日中關係被認為降至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壞水平。過去三十多年來深受經濟停滯之苦的日本社會，只能眼睜睜看著中國在國力與國際影響力上超越日本。而在短期內無法實現逆轉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夾雜著被害妄想的對華嫉妒與恐懼心理逐漸蔓延。 對於此次因高市發言而引發的日中關係惡化，日本國內報道往往以日本為「受害者」的語調呈現，日復一日地詛咒、嘲諷中國。一些自稱中國問題專家的評論員，散布如「中國對日強硬是對習近平的揣摩迎合」、「中國經濟極度不振，遲早會向日本低頭」等缺乏根據的推斷。同時，面對重視美中關係的特朗普政權對日本表現出的冷淡態度，日本社會也難掩被抽走梯子般落空的困惑與不安。在此情勢下，利用包含反華在內的排外主義來煽動低層次選民，對本就與極右親和的高市政權而言，或許是一種快速且低成本的選戰手法。尤其在反韓、厭韓論述難以升溫的當下，反華正逐漸成為一個方便動員的工具。 問題在於，假使高市透過選舉掌握了眾議院主導權之後，局勢將如何發展？只要高市政權持續存在，日中關係恐怕難以出現明顯改善。而且在國內被執政者及其側翼幫閒煽動起來的反華情緒，也不會在短期內消散。 總結起來，日本的反華風潮與其說是「情緒高漲的持續」，不如說更可能以「現實層面的消耗與再調整」發展。 首先，反華情緒升溫的背景，包括對「台灣有事」、領土糾紛等安保上的不安，加上北京政府的強硬姿態，以及日本社會中資訊被簡化、追求「容易妖魔化的敵人」的政治需求，還有社群媒體與部分媒體作為情緒放大器的作用。重要的是，日本反華情緒的基礎並非針對中國文化或中國人本身，而是對「虛擬化的中國國家形象」的反感，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不如說是環境反應。 從中期來看，觀光、供應鏈與企業活動對中國的依賴並非輕易能切斷，去風險或去耦合也難以如願推進。此外，日本年輕世代更傾向於「保持距離而非厭惡」，對敵視的熱度較低。而「常態危機」、「常態敵對」的社會成本過於高昂。因此，反華的熱度將逐漸下降，「不怎麼喜歡，但不得不往來」的務實性無奈將擴散開來。最終，政治與安全上保持距離，經濟與文化上維持最低限度往來的冷卻型現實調整關係（類似日韓關係所走過的道路），或將成為歸宿。 若日本社會的民智遠低於預期，反華也可能自我目的化，導致國力衰退與國際孤立。屆時，情緒雖被滿足，國家利益卻遭受損害（類似台灣的現狀）。這類內向、充滿自我矛盾的狀態難以長久，但短期內並非不可能出現。若日本社會仍具備一定成熟度，或許能重新將中國視為「巨大而複雜的鄰國」，而非單純的敵或友。在這種情況下，反華作為政治口號將完成其歷史任務，社會關注也將回歸到少子化、長期停滯等日本內部的課題。 國家與社會無法僅靠情緒運作。正常的社會中，反華等排外主義終究只是暫時症狀，難以成為最終形態。如果日本仍是一個正常社會，那麼日本反華風潮的結局既不會是「仇恨的勝利」，也不會是「和解的理想」，而更可能回到「乏味但現實的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