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長久被認為「重理輕文」，國史教育普及度不足，可是在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多年悉心推動下，近年青年國史教育領域獲得意外突破，不但每年有約二百位中學生獲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表揚，包括三位「青年史學家」得主，更有約十四萬中小學生及家屬參與年度歷史人物選舉，學生以AI及宣傳片推廣國史，成為社會事件。

國史教育中心多年來推出大量活動，如設立國史教育中心悠悠館、創作歷史舞台劇、舉行歷史文化考察之旅、開辦傳統文化工藝工作坊等。同時，該中心亦發行了《中國通史》的多媒體教材套，讓習史風氣改變香江精神面貌。

以史為鑑是中華文化的思想特性，如早前中國網上的「明朝熱」，可被視為民族復興下青年對官方史觀的反思。他們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對於強調被外國列強欺負史觀的認同感下降，因此創作出「一六四四史觀」迷因，「玩梗」寫出大量「悼明文學」，暗示清兵入關後漢文化出現斷裂。

一六四四史觀雖是網絡惡搞，不被官方認可，但反映了青年熱忱歷史討論、企圖超脫受害者敘事的心理動力。一位台灣教授對此說：「民族復興勢必導向史觀的調整，因需要更多的自信來說明，目前的復興不是曇花一現，而是自古使然。復興就表明了過去就是興旺的。『一六四四史觀』有致命的吸引力，因為說明了中國在歷史上本來就是興旺的。」

在這波思想風暴中，香港作為近代中國的革命與前沿思想發源地，有著獨特的地位，它既是官方史觀中殖民侵略的受害者，卻又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並在一國兩制下發展出海納百川又堅不忘本的自由思想性格。港青會如何回應上述爭論，讓人期待。

今年獲獎的青年史家——畢業自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的張恩瑜、高主教書院的鍾慧曈和路德會呂祥光中學的嚴政豪——在回應上述爭論時所展示的思想厚度，就是國史教育中心教育工作成功的例證，說明了當代香港青年不但有能力站在國史的高度進行思考，更能讓歷史成為當下的思想座標，超越了內地網民的格局。

張恩瑜反思中國的「華夏觀」稱，如果抱?今天的（西方社會科學的）民族觀去看歷史，必然會產生將明清之交視作華夏斷裂的觀念錯誤。她引述學者許倬雲稱，唐代的天下是沒有邊界的，是完全開放的天下秩序。如韓愈所指「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滿清透過尊孔崇儒、繼承科舉等制度，完成了「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的正統性延續，因此明清不應被歸類為民族對立。

文化自覺允許瑕瑜互見

她稱，部分青年將近代的頹喪歸咎於滿清的「閹割」，試圖創造漢文化烏托邦，永遠停留在鮮衣怒馬的純潔時期。這是對歷史的過度簡化，將現代化的文化焦慮歸咎於他者，運用受害者敘事來強化自我凝聚。在全球化退潮的當下，這種歸咎內部或外部敵人來收獲道德優越感的傾向，帶來了碎片化且充滿敵意的世界，以憤怒自我確認，並非真正的文化自信。她引述學者費孝通的「文化自覺」指，自知之明即是允許祖上的榮光與遺產的糟粕並存，並強調一個民族必須明白自己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及發展趨向，才能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昂然存在。在史觀之爭背後，需要面對全部事實，提高包容力去消化他者，並將其轉化為自身主體性的一部分，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現。

鍾慧曈指，在處理史觀之爭時，需避免「線性史觀」透過劃分時間節點來自圓其說的陷阱。無論是「民族復興」或「漢文明斷裂」，都不足以還原歷史的複雜性。每個史觀都有其可取之處，亦難免有見林之蔽，司馬遷說「通古今之變」，是提醒後人，歷史是延續不斷的。站在今天，不論何種史觀，都要超越斷代歷史，以通史的角度來了解歷史。

她認為，如今中國在世界地位漸盛，更應承擔起「大國責任」。新一代人的任務並非要表達某種情緒，片面將過往的衰落歸咎於他者，反而應該「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唯有從歷史本身的複雜性、連續性出發的「借古鑑今」，才能讓我們從古今之變的「變」、「始」、「終」，找到未來。

嚴政豪說，官方史觀強調中國受害的現象，在民族復興時代引來反彈，但所謂一六四四史觀卻有「夜郎自大」之嫌，忽視中國於近代史衰落的根因，因而失去借古鑑今的能力，無法實事求是改變中國。

他從心理層面指，未來必然千變萬化，現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未來不一定適用。因此，從國民心態而言，不可重蹈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覆轍，要拒絕「天朝上國」的心態，以理智審視世界變遷之勢。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三位青史獎得主沒有因為環境的擁擠或是資訊的爆炸，而變得浮躁，反而是透過習史而獲得罕見的思想厚度、人文溫度，在香港國史教育的層面而言，這正是教學成功的最佳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