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小學教科書越來越昂貴，今年高達七千元，令家長吃不消，究竟責任誰屬？出版社自然難辭其咎，出版商要爭取的是決定採用哪套課本的學校。教科書屬於「剛需」，學生與家長並無尋找「替代品」空間。教育局可嘗試統籌公共資源或引入替代性教材的開發模式，適度以公共供給力量平抑整體市場溢價。
新學年開始，香港「天價教科書」問題再度引起爭議。據媒體報道，部分中一新生今年書簿費合計高達七千港元（約八百九十多美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回應指出，呼籲出版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避免過度追求精美印刷，盡量降低製作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排除未來有更多輔助教材或教學資源提供。然而，香港「天價教科書」每逢開學便重演一次，究竟責任誰屬？
出版社自然難辭其咎。根據消費者委員會調查，二零二三至二四學年中小學廣用教科書平均加價百分之四，較同期百分之二點一的通脹率高；二零二四至二五學年平均加幅更升至百分之四點二，為近十年最高，同期通脹率只有百分之一點九。若連同作業、補充練習及其他學材計算，二零二四至二五學年小學生及中學生平均購書費分別上升百分之三點六及百分之四點三，同樣高於同期通脹。教科書不是一般商品，屬於「剛需」，學生與家長並無尋找「替代品」的空間。
香港教科書市場存在一個特殊結構：選書的是學校和教師，真正付款的卻是家長。出版商要爭取的首先不是家長，而是決定採用哪套課本的學校。教材是否好用、教師配套是否齊全、題庫及電子資源是否完備，自然成為競爭重點；至於最後每本課本貴數十元還是百多元，卻由沒有選書權的家長承擔。
回顧教育局多年來的政策，政府並非毫無作為。自二零一一至一二學年起，當局分階段推行「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二零一四至一五學年全面實施，要求出版社將學生課本與教材、學材分開定價，以減少綑綁銷售。二零一零至一一學年起，印刷課本亦須遵守「五年不改版」規定。
問題在於，制度推行多年，書價仍然上升，說明單靠分拆定價和限制改版週期不足以解決市場結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重印兼訂正」按教育局規定並不屬改版，出版社只能作小幅內容修訂，外觀、書名、頁次及總頁數均不得改動，學生理論上仍可沿用舊版，可實際上由於上述改動，學生基本上仍必須購買新書，負擔依然沉重。
面對書費負擔高企與生活成本上升，社會上屢有聲音倡議政府重啟前幾年因財政赤字調整而停發的二千五百元學生津貼，期盼以此緩解家長的經濟壓力。
然而，若從長遠治理角度審視，單純依靠恢復現金補貼絕非治本之策。事實上，在過去多年來政府發放二千五百元津貼期間，教科書價格漲幅不僅未見放緩，反而持續維持在高位。
環顧全球，教科書是教育的必需品，因此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有些甚至是政府免費提供，以確保教育的「機會均等」，讓每位學生都可以負擔。
如鄰近的中國內地，自二零一七年起，全面向城鄉義務教育學生免費提供國家課程教科書，地方課程教材亦由地方財政承擔；國家同時推行部分教科書循環使用。免費教科書由省級教育及財政部門按政府採購規定統一組織採購，學生家庭毋須自行負擔基本課本費用。
在新加坡，則由教育部官方主導核心課程教科書編寫與版權管理，透過中央集中採購與公開招標印刷，大幅壓縮中間流通與行銷成本。鄰近的台灣，亦建立教科書審定制度，並透過聯合採購強化議價權能。
即使在市場化程度甚高的美國，不少公立學校的主要教材也是由州、學區或學校利用公共經費採購，免費提供給學生使用，而不是由每個家庭逐本購買，具體制度因州而異。以德州為例，州政府近年開發Bluebonnet Learning教材，電子內容可以免費取得；州政府又透過教材撥款鼓勵學區採用符合州標準的高質素教材。
當然，出版業近年經營困難，學生人口下降、紙本市場萎縮，加上電子教材開發成本增加，教科書成為不少出版社少數較穩定的收入來源，業界希望維持合理利潤可以理解。消委會亦曾指出，學生人數下降及電子教學需求增加，確實增加紙本出版社的營運成本。但教科書畢竟不是一般出版商品，而是學生接受基礎教育不可缺少的工具，政府有責任確保家庭不會因教材價格而承受不合理負擔。
政府應重新檢視並升級現行的教科書審批與推薦機制，將定價合理性與改版必要性納入綜合考量。其次，教育局亦可嘗試統籌公共資源或引入替代性教材的開發模式，適度以公共供給的力量來平抑整體的市場溢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