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以「諸神會」證明：真正的文化樞紐靠思辨教育與跨國對話，而非資本堆砌的奇觀展演。

劉曉義，新加坡藝術團體「避難階段」的藝術總監、香港「進念．二十面體」二零二二駐團藝術家，在二零一六年獲頒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青年藝術獎」。

近年來，香港積極推動「盛事經濟」，試圖在疫後重塑其作為大灣區乃至亞洲文化樞紐的地位。然而，當我們審視那些斥巨資引進的海外演出或大型展覽時，不禁要問：這些「文化奇觀」是否真的為香港積累了深層的文化底蘊？香港在亞洲文化版圖中，究竟是一個負責買賣作品的「超級市場」，還是一個能夠持續輸出論述、引領思潮的文化樞紐？

七月份在香港落幕的「諸神會」藝術節由進念．二十面體主辦，在兆基創意書院舉行。藝術節由榮念曾擔任藝術總監和策劃，我擔任聯合策劃。活動共包括了七場跨文化劇場實驗，以及五場「一桌兩椅」論壇。這個藝術節或許為香港如何突破文化政策的瓶頸，提供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亞洲交流新範式」。

跨文化的亞洲語彙

此次藝術節請來了七位導演，各自創作了揉合裝置、當代劇場、戲曲、聲音、影像與儀式等形式的現場演出。所有參與的藝術家全部剝離繁複的舞美與服裝，在舞台上僅憑最簡約的布景和「一桌二椅」進行創作與對話。

傳統表演藝術往往伴隨著極度嚴格的身體規訓與龐大的歷史包袱。在當代劇場的語境下，當戲曲演員那千錘百鍊的身段，遇上柬埔寨舞者脫胎自猴舞的步伐；當日本藝術家將富士山下無言行走的身體記憶，交織進韓國藝術家對社會現實變遷的焦慮之中，奇妙便在極簡的空間內發生了。

「諸神會」藝術節嘗試創造了一種共通的亞洲語彙。它迫使創作者無法躲在華麗的技術或特效背後，必須赤裸地直面自己的身體記憶與文化根基。在這種模式下，傳統藝術不再是博物館裏供人瞻仰的活化石，而是可能可以成為當代藝術家理解彼此、放眼世界的方法論。這種立足於亞洲自身傳統、卻又大膽進行當代解構的展演，正是探索何謂「亞洲的當代」的重要實驗。

與新加坡跨國學術聯動

這次活動並沒有停留在幾場演出，其深層的文化意義在於，它將「展演」與「教育研究」進行了深度的縫合。

長久以來，亞洲的藝術教育往往偏向功利主義，強調技術的傳授與就業導向，卻忽略了對藝術工作者「思辨能力」的培養。為此，本次活動與新加坡藝術大學南洋藝術學院（NAFA）進行深度合作，開辦「榮念曾青年藝術學堂」，推動跨國的藝術教育研究。在由我主持的「六加一」創作工作坊中，我們除了傳授劇場創意的基本元素之外，也鼓勵參與的青年學員對此次參與藝術節的藝術家進行研究，並進行小組的跨文化合作，藉此拓展藝術教育的新方法。

與NAFA的合作，是期望文化交流能從單一的「節目引進」，走向深度的「學術與教育共建」。當兩地的青年學員並肩坐在一起，共同拆解自身的學習經驗，香港的課堂便實質上承擔起了一個臨時的「藝術教育智庫」的角色。這種透過教育向下扎根、跨國串聯的影響力，比單一的節慶活動要深遠得多。

在藝術節期間，我們也舉辦了由姚凱琳策劃的五場「一桌兩椅」論壇，邀請參與藝術節的藝術家針對藝術節、藝術教育、文化機構、藝術實踐等課題，展開五場對撞。

第五場論壇以一個全體參與的前瞻研討會模式進行，打破了講台與觀眾席的邊界，空間被轉化為一座開放式的「臨時學堂」。在這樣一個去中心化的場域裏，我們看到不同國籍的藝術家與觀眾並置在一起，將彼此的矛盾、困惑與對未來的想像攤開在空間裏，共同討論尖銳的問題：是加入體制還是保持獨立？應優先考慮突破邊界還是被大眾理解？面對嚴格的規訓，我們是該將其視為監獄還是盔甲？

論壇觸及了藝術家在現實生存中的真實掙扎。這種坦誠的、甚至帶有摩擦與痛感的交流，是極其珍貴的。長久以來，官方主導的文化交流往往追求表面和諧與政治正確，卻迴避體制壓力下的痛點。當這場論壇允許參與者勇敢地拋出問題、挑戰他人，甚至坦承自己的無知與困惑時，「對話」本身便超越了形式上的宣洩，成為具有顛覆性的集體行動。

繪製未來的文化地圖

回顧這場結合了傳統當代化展演、跨國教育聯動與去中心化論壇的藝術行動，我們得到了一個啟示：香港若要重建亞洲文化樞紐的軟實力，不能再僅僅依賴硬體的堆砌或資本的運作，更不能迷失在形式上的奇觀化之中。

香港的優勢在於獨特的地緣位置與多元交匯的歷史脈絡。它應該成為一個巨大的「排練場」與「會客室」，一個容許跨國界、跨世代的藝術家在這裏拆解經驗、互相質疑、共同摸索未來的平台。當香港包容這種掙扎，為亞洲的傳統與當代、主流與邊緣提供一個對等發聲、共同實驗的空間時，它便真正掌握了重塑未來的文化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