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改選，德國意外落敗，奧地利葡萄牙勝出。南方國家不畏強權，改寫投票版圖，標誌戰後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走入轉折點。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所謂「美國優先」政策衝擊下，戰後國際秩序的標竿性組織——聯合國，正在遭遇史無前例的邊緣化衝擊。但是，誰都知道，特朗普的反聯合國立場不可能持續長久，未來世界新秩序的中心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而是聯合國機制的「重返青春」。原因無他，戰後八十年來，正是聯合國的全球共識和努力，打破了一戰到二戰爆發的短週期詛咒，多次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也讓不少嚴重的區域戰爭或者大國代理人戰爭得到緩解和終結。迄今為止，除特朗普的美國以外，全球其他重要的國家仍然唯聯合國馬首是瞻，爭取在聯合國謀求重要的地位，以發揮國家在全球秩序重建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大經濟體的挫敗

然而，在最新年度（二零二七年至二零二八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競選中，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法國並列歐盟兩大領袖之一的德國，竟然在默茨政府全力推動下，在第一輪的聯合國會員投票中，僅僅獲得一百零四票，仍沒能達到三分之二（一百二十七票）的門檻而慘遭淘汰，未能獲得應有的席位。而德國邊上的小國奧地利和葡萄牙，則贏取了非常任理事國的位子。顯然，美歐等西方大國主宰聯合國大會投票方向的時代走向了終結。

對此，另一個有效的例子就是，同樣在六月二日舉行的聯合國年度輪值主席的選舉投票中，本來可以安然無恙當選的孟加拉外交部長拉赫曼，竟然遭遇塞浦路斯的突然攪局，一百九十個成員國悉數投票，結果除三票棄權外，拉赫曼以九十九票勝出，超出塞浦路斯八票，而塞浦路斯的背後，當然是歐盟力挺，南方國家不懼強權，還是護盤成功。顯然，這充分證明，在聯合國成員中的南方國家陣營，已經崛起成為主導未來世界新秩序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再度證明，全球百年的時代變局，已經來到十字路口。

冷戰以後，德國在經濟上持續崛起，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歐盟的領軍國家。為了徹底掃除臭名昭著的戰敗國陰影，再度登上世界強國地位，德國在近二十多年來，與日本、印度、巴西一起組成「四國聯盟」，開啟爭取進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家的漫長路程。由於既有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中俄英法）具有「一票否決權」機制，四國入常並非易事。為了贏得聯合國會員國的青睞，以及向聯合國展現德國的參與力度，德國成為聯合國的第二大出資國，僅次於美國，年度貢獻會費達五十億歐元（約五十七億美元），累計出資已經超過千億。也因為如此，作為聯合國入常的鋪墊，德國近二十年來，每八年鎖定一次非常任理事國的位子，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但為何這次在投票中翻船？

德國右翼反聯合國

首先，從大環境來說，德國政壇近年來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的思潮，推動極右翼政黨的崛起。那些右翼政壇人士追隨特朗普，唱衰聯合國機制，且一直威脅稱，既然德國無法入常，就應該削減給聯合國繳納的常費以及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等機構以及人道主義項目的支持。在右翼風潮的推動下，德國近年來確實逐漸減少對聯合國相關機構和人道項目的金錢支援。這種極端右翼化和反移民的傾向自然讓南方國家感到不滿，為德國的這一次外交挫折墊了底。

其次，南方國家普遍認為，德國在最近發生的兩個地緣政治引發的戰爭衝突中，採取了極為明顯甚至赤裸的雙重標準，故而引發了聯合國南方國家成員的疑慮和不滿。在俄烏戰爭問題上，德國自然與英法等歐洲國家步調一致，甚至甘於冒著能源斷供的危險，力挺烏克蘭抵禦俄羅斯入侵，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但是，這種立場在對待以色列問題上，就變了味。面對加沙地帶面臨的人道主義乃至種族滅絕的風險，德國表現得猶豫遲緩，並拒絕對以色列的道德制裁。這種雙重標準，嚴重傷害了德國戰後秉持的公正立場和由此贏得的國際聲譽，故而在聯合國的非常任理事國競選中，遭遇了滑鐵盧。

德國撐以色列矯枉過正

當然，背負著二戰中屠殺幾百萬猶太人的納粹國家陰影，德國在以色列問題上難免有「矯枉過正」的心理負擔，放縱了以色列，又欠缺跟全球南方國家認真溝通。堅持反戰是德國應該秉持的態度，如果以為錢多就可以理所當然在聯合國取得領導地位，難免小看了南方國家對人權平等和平的基本原則堅持，更何況，在聯合國投票的過程中，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自然也會在背後竭力遊說南方國家不要力挺德國，以減弱德國強烈支持烏克蘭的國際影響力。

再次，默茨政府在投票前的遊說行動過於緩慢，總理對聯合國大會的怠慢也是外交挫折的重要原因。這次競選，德國的主要對手是鄰國奧地利，奧地利是歐洲小國，同時也是公開宣稱不結盟國家，這種國家定位，天然容易贏得全球南方國家的好感。與奧地利蓄勢已久的競爭姿態相反，德國仗著給聯合國錢多，財大氣粗，在遊說上慢了半步。直到接近投票日，默茨政府才全體動員，整個內閣化身遊說團體，外交部長瓦德富爾更是親自飛到紐約，與八十個國家的大使進行了面談，甚至舉辦了一場德國香腸配美酒冰淇淋的軟性招待酒會，來進行拉票和公關，結果仍無果效。以至於在投票結果出爐後，瓦德富爾承認外交失敗，一時還動了辭職的念頭。

當然，總理默茨去年上台後，忙於處理內外事務，沒有親自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被視為對聯合國的不尊重，再加上這次選舉非常任理事國，採取的是秘密投票模式，許多國家表面承諾德國，不想得罪金主，但到實際投票時，卻投了奧地利，讓德國猝不及防。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外交挫折，與現任聯合國輪值主席、德國前外長貝爾伯克的任期結束剛好重疊，讓德國在聯合國的能見度一下子大幅度下跌，頗有雪上加霜的壓力。

德國向何處去？

從政治光譜來看，默茨領導的基民盟的政治主流是中間偏右，他也將極右翼民粹主義的政黨視為最大的「選舉敵人」，採取了不沾邊的防火牆策略。不僅如此，他對特朗普、美國副總統萬斯、超級富豪馬斯克等人在德國力推民粹主義相當不滿。但是，由於當今的德國面對西方國家盟主美國的關稅戰脅迫，以及俄烏戰爭站邊切斷了莫斯科對柏林的能源輸送，在全球貿易競爭尤其是汽車行業競爭面臨中國新能源車的挑戰，讓德國的外交地位處於相當尷尬的境地，經濟增長也面臨嚴峻挑戰。

為此，默茨政府企圖通過「入常」的方式提升德國國際地位、恢復正常國家地位的模式，因著這次爭取非常任理事國的挫敗，進一步遭遇極右翼政治勢力的質疑。如此一來，迫於國內政治壓力，默茨政府在移民政策、聯合國資金援助等政策上，可能會向民粹方向移動，這對德國未來的發展路向來說，未必是好事。

本來，德國在二戰的戰爭反省上，遠勝於日本，甚至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在國家發展的方向上，也沒有呈現出復活軍國主義的任何態勢。然而，隨著國際政局的變化，尤其是特朗普從德國開始撤出駐德美軍，華盛頓逼迫歐洲盟友增加軍費開支，德國加大在歐洲和中東的軍事存在變成既定趨勢，這對德國和世界來說，是重大警鐘。

德國應參考加拿大戰略

因此，默茨政府如何反思這次外交挫敗，採取正確應對措施，顯得十分重要。如果默茨加強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真心溝通，加強與中國經貿合作來平衡對美國的依賴，參與加拿大總理卡尼推動的全球經貿新秩序運動，或許是德國外交走出困境的正確方向。反之，默茨政府如果在挫敗之下與極右翼民粹主義妥協，助長德國向右轉，那德國在戰後八十年經營的和平發展模式，將會遭遇更大挑戰，甚至拖累歐盟整體向極右沉淪，重蹈歷史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