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六年九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的中美峰會，無疑給日本政界與輿論圈投下了一枚殺傷力極大的震撼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歡迎儀式及公開致詞中，主動稱二戰時期的中國為美國的「同盟國」，並大篇幅讚揚美軍義勇航空隊「飛虎隊」與中國軍民並肩作戰的歷史。另一邊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順勢強調兩國乃曾共同抵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與法西斯的盟友，又重點提及兩國軍民在「駝峰航線」上的浴血合作。隨後白宮與新華社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更明確寫入「美中兩國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為同盟國並共同取得勝利」。

這場高調的歷史敘事合唱，首當其衝的無疑是日本政府。「同盟國發言」通過直播傳遍全球後，日本保守派政治精英與主流媒體的敏感神經隨即做出反應，從社論到電視、網絡節目都對此事議論紛紛。更重要是，對急於展現早前訪美外交成果的高市早苗而言，這次中美元首的發言無異是一次極具侮辱性的外交重挫。尤其是她在「特習會」兩天前的九月廿二日，特別趁聯合國大會之便在紐約與特朗普會面，高調宣稱日美共享對華立場，又強調日美「同盟」關係堅不可摧，甚至向媒體稱自己私下親暱地稱呼特朗普為"Donald"（唐納德）。結果，特朗普轉頭便與習近平共同發表美中二戰同盟論述，完全將高市的外交姿態拋諸腦後，日本政界與媒體紛紛揶揄高市遭特朗普「冷放一旁」。

這場「同盟國」言論也瞬間在日本引發劇烈的政治震盪與困惑。日本政府內部私下坦言特朗普的言論「令人極不愉快」，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與日本外務省官員試圖安撫日媒，將特朗普的表態輕描淡寫為「特朗普式口頭外交話術」，或是指所謂「同盟國」應指當年的「聯合國陣營」（Allied Powers）。「特習會」後，高市亦被迫親自回應事件，並出面強調「日美雖曾有戰爭，但已達成和解，如今是彼此信任的強大同盟」。

但日本各大媒體的反應充分表達了日方朝野的焦慮與不安。左派陣營的《朝日新聞》與《時事通信》以「異例發言」報道，《日本經濟新聞》更打出「危險地呼應習近平抗日歷史觀」的警示標題，而中間偏右立場的《讀賣新聞》與《每日新聞》則嚴正警告中國正在利用特朗普發動針對日本的「認知戰」與宣傳戰，可見在日本侵略史實的問題面前，日本各個政治光譜的媒體幾乎是一致對外，試圖抹去任何重提日本侵略與戰敗的言論。

日方要求刪去敵國條款

更令日本保守派難堪的是時間上的巧合。高市才剛在九月廿二日的聯合國演說中，強烈要求刪除《聯合國憲章》中針對日、德等軸心國的「舊敵國條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隨即於次日反駁稱「敵國條款」的現實意義；緊接著特朗普便在華盛頓與習近平聯手重申美中兩國在二戰的同盟關係史。美中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組隊」，使日本在國際輿論場上再次被硬生生錨定在「二戰戰敗侵略國」的戰敗國位置。

面對這種極度被動與政治尷尬，日本保守派陣營、各大媒體及網絡輿論迅速展開了一場「轉移焦點」的反擊戰。為了轉移高市外交挫敗的焦點，並消解習近平藉美中同盟敘事重塑二戰戰勝國合法性的努力，日本輿論開始大量援引歷史學者與專家的研究，試圖進行歷史概念的割裂與修正。其中，東京大學等權威學府的國際政治學者之言被廣泛引用。日本媒體與保守派評論員極力強調一個核心主張，即二戰期間，與美國義勇航空隊「飛虎隊」並肩作戰、建立抗日同盟的，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軍隊，直接否認中國共產黨軍隊的位置，藉此批難一九四九年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應「張冠李戴」。另一方面，日本媒體捧紅的「中國問題專家」遠藤譽則指出，中共在抗戰中主力並非正面戰場，甚至曾與日軍存在默契以削弱國民黨軍隊。日本保守派在「特習會」後立即組織上述反駁，試圖藉由強調「抗戰的是國民政府、中共沒有參與」這一論點，來論證習近平的「抗日歷史觀」毫無歷史根基。

然而，如日本知名資深記者高口康太於《日本Yahoo! News》的評論文章中提到，上述日本主流輿論的「反撲」，實際上暴露了日本精英階層不願面對史實、顯得過度反應與自欺欺人的洋相。高口直言不諱地指出，日本媒體將特朗普的言論形容為「異例」或「危險呼應」，本身就是一種極度過敏且缺乏外交史實常識的反應。美中兩國在二戰中站在同一陣營對抗日本是不可篡改的歷史事實。加之，近三十年內，美國歷任總統多次在公開場合稱中國為「同盟國」，這在美國外交史上早已屢見不鮮；在美國對華關係的處理上已屬於常識。例如特朗普本人早在二零二六年五月於北京人民大會堂的演說中，就曾公開指稱中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民主黨出身的前總統克林頓於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零年多次公開強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是美國的同盟國」；還有前總統奧巴馬也在二零一五年接待訪美的習近平時，高調讚揚二戰時期中國村落拯救美國被擊落飛行員的深厚情誼。因此，美中兩國首腦各自基於現實政治需求，達成了一場完美的「外交互酬」和「一唱一和」。

日保守派認知違背史實

至於日本保守派與相關媒體試圖以「當時抗戰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共」的言論，也暴露出他們在國際法理與外交承認上的嚴重邏輯漏洞與自相矛盾。美國早在一九七九年美中建交時，就已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更在一九七二年簽署《日中共同聲明》時，就已在法律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親手終結和否定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主權法理地位。

在國際法與國家繼承原則中，「同盟國」（Allies）所指涉的主體是「中國」這個國家，而非某個特定的政黨或政權。因此，美中兩國在二戰中的結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略契約，其歷史遺產自然由承襲國家主權的政府所繼承。日本官方自己在五十年前就已在外交上確認了北京政府對「中國」國家主權的合法繼承，如今當美中兩國首腦論及二戰時期「美中國家層面的同盟關係」時，日本政界與保守派媒體為了消除外交尷尬，突然狼狽地倒退回黨派區隔，高喊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是國民黨，不是中共，試圖藉此掩蓋美中首腦的二戰敘事。這顯然完全是以雙重標準混淆焦點、自欺欺人的政治話術，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無論當時的對手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日本戰敗的歷史結果不會有任何改變。以政黨標籤來掩蓋國家層面的戰敗事實，只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式的自我麻痺。

這種試圖以歷史考據為名，為執政自民黨轉移視線的防禦策略，無法掩飾高市早苗當前對華外交戰略存在深層危機與實質空洞，引來日本的學者與前官僚發話警告。如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出了深刻的「三角形理論」剖析日美中三邊關係。若將日、美、中三國視為一個動態三角形，當前美中之間的直接對話與高層互動極為頻繁，日美之間維持著既有的同盟框架，但日中之間的直接高層對話管道卻呈現「完全空洞化」的危險狀態。

前日本外務省的審議官田中均更直言不諱地指出，日中關係陷入如今的冰封僵局，根源在於高市早苗此前過度強硬且缺乏戰略彈性的「台灣有事」發言。若日本繼續一味採取對抗姿態，導致習近平在APEC等國際舞台上繼續冷落日本，將標誌著「高市外交的徹底敗退」。

同時，東京大學教授佐橋亮亦提醒日本社會切莫繼續陷入「中國經濟即將崩潰」或「習近平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自我麻痺誤區。他指出，中國目前在裝備製造與高新技術產業上展現出極強的物理韌性，其製造業附加價值更已佔全球百分之三十二，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的首腦及全球跨國企業源源不絕地前往北京進行戰略合作。前內閣官房長官今井尚哉早前更撰文警告日本當局絕不能將所有戰略賭注盲目押在美國身上，必須以自身國益為最高考量。

當日本保守派沉溺於糾結八十年前「抗戰到底是由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主導」的細節，以及視特朗普為「例外且不可控的狂人」，以圖一時的自我安慰時，華盛頓與北京早已越過日本，開始就人工智能監管、貿易關稅展延及亞太勢力範圍進行實質性的「大國博弈」與戰略交易。日本即使緊隨美國戰略奔走，也極有可能因過度操作，最終遭美國邊緣化，用完即棄。

小心修正史觀回馬槍

總言之，日本根本不應在八十年前的細節上自欺欺人，而應坦然承認八十年前戰敗的事實，並以戰後八十年尊重法治的責任感，保住自己主張的和平至上的形象和「人設」。面對中美關係回暖、亞太地緣格局的劇烈重組，日本若一味依附美國、缺乏獨立對華管道，只會在大國博弈中一再面臨困境。同時，日本政界和媒體也必須擺脫情緒化的歷史修正主義式的防衛心理，停止一味地轉移外交失敗的焦點，並以冷靜的現實主義重新構建具備主動性、多邊性與靈活度的對外戰略，方能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真正捍衛自身的國家利益與戰略自主。否則長久而往，日本長期經營的歷史修正主義史觀只會反過來成為損害自國利益的回馬槍，且錯失與鄰國改善外交關係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