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中國時報》總編輯、《中時晚報》社長、《中國時報》特約主筆；前中央社董事長。 電郵：[email protected]

真正成功的國家，往往既不完全相信市場，也不完全依賴政府，而是把市場活力與國家力量結合。中國經濟道路，有學者用一句話概括：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但四處加裝紗窗。 改革開放確是歷史轉折：家庭聯產承包打破公社體制，民營壯大，外資湧入，沿海承接產業轉移，加入ＷＴＯ後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市場化的同時，政府從未真正退出。它掌握土地、金融、能源、基建與戰略產業資源；中央定方向，地方招商引資、建園區、改善基建，甚至參與經營。中國不是把國家請下經濟舞台，而是改變其角色。其特殊處不在政府取代市場，而在試圖讓兩者同時發揮作用。 改革開放不是一次把所有門窗打開。純粹超全球化要求商品、資本、企業自由流動；中國卻選擇性融入：能利用全球化之處積極利用，危及發展與金融穩定處保留控制。商品貿易大幅開放，資本流動仍受管理；外資受歡迎，部分產業有准入限制；民營蓬勃，國企仍掌關鍵領域；參與全球供應鏈，又建完整工業體系。全球化帶來資金、技術、市場，沒有它，中國難以迅速工業化。但紗窗不能拆：短期資本大進可能推升泡沫，突然撤離造成震盪；本土產業未成熟即全面競爭，可能被淘汰。故中國控制開放速度、範圍與方向。資本帳戶是典型：不完全放開跨境資本流動，而以指定渠道、分階段開放與監管並行，犧牲部分效率，卻形成金融防火牆。中國不是被動接受全球化，而是按自己條件融入。 另一特徵是未全面私有化。國企保留，地方政府也未退出。改革初期，地方爭相招商、建園區、改善交通能源，甚至經營企業，有學者稱「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地方像公司，找投資、擴產業、增財政、創造就業，官員形成以經濟發展論英雄的競爭。這造成重複建設、產能過剩與地方債務，但早期提供強大動力，把國家能力轉化為成長力量。故中國經驗關鍵不是政府要不要退出，而是何處出手、何處退後。 如果市場是一隻手，產業政策是另一隻手。中國從未放棄產業政策，從家電、鋼鐵、汽車到高鐵、半導體，再到新能源車、電池、太陽能、人工智能，政府透過五年規劃、科技計劃、金融支持引導資源。新能源車尤具代表性：補貼、充電設施、產業標準、培育市場。政策未必每項成功，但長期累積形成龐大產業鏈。發展主義有代價：判斷錯誤會錯配資源；地方跟進會重複投資；扶持缺乏退出機制會產能過剩。但有些產業需十年二十年才成熟，私人資本偏短期回報，政府長期投資能力可成後發追趕工具。 中國是全球化最大參與者與受益者之一，外資進入、跨國設廠、企業出海、商品行銷世界等。但中國未把發展完全交給全球市場，這是與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最大不同。它需要世界，也建立自己產業體系；需要外資，但不願完全依賴；需要國際市場，也希望有龐大內需；需要外國技術，也追求科技自主。這是典型發展主義：開放但不失自主，融入但不放棄目標，可稱「有條件的全球化」：接受利益，把風險隔在紗窗外。 資源過於集中成問題 然而，肯定發展主義不等於肯定中國模式一切。今天困境也與其副作用有關：地方過度追求投資，形成債務壓力；產業政策過度集中，造成產能過剩；國企佔用大量資源，降低配置效率；政府過度干預，削弱企業家信心。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部分製造業過剩，關鍵在國家力量是雙刃劍：起飛階段加速發展，成熟後可能成束縛。發展主義最難的不是國家要不要干預，而是能否知道何時進、何時退。追趕階段，集中資源發展戰略產業易見效；成熟階段，創新更依賴企業家精神、自由競爭與制度透明，政府若仍以行政配置資源，可能壓抑市場活力，故發展主義必須進化。 中國的政策思維是：不迷信市場，也不迷信政府；不拒絕全球化，也不無條件擁抱。市場提供效率與創新，政府提供方向與能力；全球化提供市場、資本與技術，國家仍保留戰略自主。這也是對超全球化的反思。超全球化問題不在全球化本身，而在把私有化、自由化、放鬆管制、資本自由流動變成不可質疑教條。不同國家、不同階段需要不同制度組合。後發追趕時政府可能更積極；產業成熟後應逐步把空間還給市場。成熟發展主義不是什麼都管，而是知道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何時扶植、何時退出。 今天全球化進入新階段，美中競爭、科技戰、供應鏈重組、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使各國重新思考：開放到什麼程度，才能享紅利又不失發展能力與安全底線？這正是「打開窗戶加裝紗窗」之意。窗不能關死，完全封閉會失去資本、技術、市場與競爭，走向停滯；也不能毫無防護，無條件開放會讓金融危機、產業依賴與外部衝擊滲透。高明治理不是爭論開放與保護誰對，而是尋找可持續調整的平衡。 國家真正智慧不在選擇市場或政府，而在讓兩者有效制衡與合作。開放而不失自主，競爭而不放棄產業能力。對今日各國，問題不是要不要打開窗戶，而是開放政策能得多少陽光，又避多少風雨。